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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 by

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作者:(法)罗曼·罗兰


更新时间2010-12-27 11:27:51  字数:6840

序言
1902年,在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以前(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苦难骚乱的时期,深陷那场既可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之中。无奈之下我逃了出来,离开了巴黎。
我来到童年伙伴的身边,暂避了十天。而这个可以庇护我的人,就是那个在人生的战斗中,曾多次给我力量,支持过我的人——贝多芬。当我来到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时,我在那里重新寻觅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我从韦格勒夫妇孙子的身上,似乎又见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由维恩加特纳[1]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后来我有机会与他单独相对。我们在潮湿灰暗的四月,漫步于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们倾诉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种痛苦、勇气、欢乐与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却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并且为我的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时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与人生重新缔约,并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这支感恩曲正是这本短小的书。它最初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2]再版。我丝毫没想到这本小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很抱歉,我在这里赘述了这些枝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会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创作的著作,所以我应该对此给予回答。有些时候,我会充当一个史学家。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一定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谢救世主。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与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本书出版以后,人们争相购买,使它交上了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理想主义者被压迫,他们急切盼望着一个解放的呐喊。而他们却从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纷纷找到他,恳求他。所有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是弥撒祷告时演唱着“天主羔羊”[3]的教堂那样受欢迎。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堪的脸庞!今天活着的人们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是否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一些?)在二十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队列被一扫而光:战争就是一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了。只有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稀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者写的小册子,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把这本小书重新读了一遍。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模样,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不仅要缅怀这一代,也要颂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贝多芬,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哪怕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能背叛真理。”[4]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强壮,有着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可是到了老年,他的皮肤渐渐变得蜡黄,而且呈现一种病态。特别是在冬季。这是因为他长时间困在屋内,远离田野。
他的前额隆起且宽广,乌黑浓密的头发经常戗立着,似乎从未用梳子梳理过,就像“墨杜萨头上的蛇发”[5]。他的双眼常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光芒,使所有看到此种眼神的人都感到震慑。褐色悲壮的脸庞,配上经常放射出粗野光芒的眼睛,使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事实上,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当他兴奋或激愤时,两只虽小却深陷的眼珠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妙真理的所有思想。[6]有时,他也会向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脸形像狮面。在他那宽而短的鼻子下方,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秀气的嘴,但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可以一口咬碎一个核桃。右下颏的一个深深的酒窝,使他的脸形显得非常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7]曾经说过:“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且鼓舞人的神情。可是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并不讨人喜欢,反而显得有些粗野,而且笑声很短。”——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在他的脸上,常常笼罩着一片阴郁,表现出“一种无法医治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在谈到当初看见“他温柔的眼睛中蕴涵着极其痛苦的神情”时,勒斯托巴竭尽全力忍住不要流泪。一年后,当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贝多芬时,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紧闭双眼,这是他晚年时最常见的姿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有时,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只是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然后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
他有很丰富的面部表情,而这些表情又变化不定。有时,他会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即使是在大街上,那种表现也经常使他身边的路人受到惊吓。有时,他正弹琴,突然被人撞见,他的“面部肌肉会立刻隆起,青筋暴绽,凶狠的眼神格外吓人;而他的嘴唇也会发抖,俨然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此时的贝多芬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则补充道:“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在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了。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又爱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是一个厨师的女儿。母亲最初嫁给了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与苦难,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拥有家人的呵护,感受家庭的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展现了一幅凄惨且残暴的战斗场景。父亲努力地发掘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并将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琴键上,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练习,繁重的学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贝多芬差一点就彻底放弃并厌恶艺术,所以有些时候,父亲甚至要用暴力才能使他学习音乐。
年少时的贝多芬就开始为生计操心,他不得不要想方设法地挣钱来换取每日的面包。十一岁时,他进入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十七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对我来说,母亲是那么善良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呼喊着‘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啊!”[8]母亲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9] 十七岁的贝多芬已经成为了一家之主,担负着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剧院,让酗酒成性的父亲提前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支撑这个家了。剧院的人害怕父亲拿到养老金后去挥霍,于是决定将钱交给他的儿子。这些悲惨的事情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依靠,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常教她音乐,并同她一起学习诗歌,她成为了贝多芬童年时期的伙伴。也许,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一种温柔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夫妇二人都是贝多芬的好朋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这一点从他们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能看得出来。当三个人都步入老年时,这份友情更加珍贵、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十分悲惨,可是每当他回忆起童年以及童年住过的地方时,那份悲凉的情感中仍有一份温馨。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来到维也纳度过余生。虽然身处大都市,他却从未忘却莱茵河谷。在那里,有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它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像一个巨大的灵魂,使无数的思想和力量都汇入其中。在贝多芬眼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严,更加温柔。因为有了莱茵河那温柔而汹涌的河水,波恩的堤坡上浓荫掩映、鲜花遍布。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并在此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地好似懒洋洋的云漂浮在水面上一般,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把它们的根浸在既静寂又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静静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映出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古堡,形态瘦削而又十分古怪。贝多芬的心永远牵系着这片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能够再看它一眼,“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看来,它与我离开它的时候一样美丽,一样明亮。”[10]可惜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
革命[11]彻底爆发了,战火席卷着整个欧洲,同时也烧到了贝多芬的心里。当时的波恩大学成为了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在1789年5月14日正式注册入学,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讲德国文学,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了莱茵省的检察官。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教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豪迈的诗[12],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部关于革命题材的诗集[13]。在众多预订者的名单中,还能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14]蔓延到波恩,贝多芬无奈离开了家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去德意志的途中,贝多芬遇见了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州[15]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仿佛如盖兰[16]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看起来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17]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18]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的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19]。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1]菲利克斯·维恩加特纳(1863—1942),也译作菲利克斯·韦恩加特纳。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作家。
[2]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作家。本书中的《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3]“天主羔羊”,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4]此语出自贝多芬1792年《手记》。
[5]墨杜萨,也译作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蛇发女妖,她的目光可以使人瞬间变化为石头。
根据罗素1822年的记载,年幼的卡尔·采尔尼曾偶然间与贝多芬相遇。当时,贝多芬的胡须很长,好像几天都没刮了,蓬头垢面,身上穿着山羊毛织成的上衣和长裤。乍看时,还以为见到了鲁滨孙。
[6]据米勒医生在1820年的记载:“他那美丽又富有表情的眼睛,具有温柔妩媚的目光,有时还是那么的严厉、气焰逼人。”
[7]莫舍勒斯(1794—1870),英国钢琴家,指挥家。1814年,经贝多芬同意,将歌剧《费德里奥》改编为钢琴曲。
[8]出自《贝多芬书信集》卷Ⅱ中的《致奥格斯堡沙德医生的信》(1787年)。
[9]1816年,他曾这样写道:“没有感受过死亡的人是个可怜虫,而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
[10]出自1801年6月29日,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
[11]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12]原诗开头是:“专制统治的枷锁已经彻底被击碎……幸福的人民!……”
[13]其中有一首诗写道:“蔑视狂热的信仰,摧毁愚蠢的王权,为着人类而战斗……啊,这一切,没有任何一个亲王的奴仆能够做到。这需要有自由的灵魂才能担当重任,他们热爱死亡胜于阿谀奉承,喜爱贫穷甚于做奴役……须知在这样的灵魂之中,我并非最后一个。”
[14]指欧洲各国因为干涉法国革命而引发的战争。
[15]黑森州,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并入德意志联邦。
[16]盖兰(PierreNarcisscGuerin,1774—1833),法国名画家。所绘拿破仑像为其年轻时之姿态。
[17]这段时间,贝多芬崭露头角。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首次举行钢琴演奏会。
[18]出自贝多芬1801年6月29日致韦格勒的信。1801年左右,贝多芬在写给里斯的信中也提到:“只要我有钱,我就不会让我的朋友有任何匮乏。”
[19]1802年,贝多芬在遗嘱中说到自己的耳聋情况已经有六年了,即1796年就有了。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作品目录里,只有第一号作品(三支三重奏)是创作于1796年之前。第二号作品头三支钢琴奏鸣曲是1796年3月创作的。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耳聋后创作的。
关于他的耳聋,克洛兹·弗雷斯托医生曾在1905年发表过文章,其中说到贝多芬的这个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或许与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当时,贝多芬的耳聋情况日益加重,但他并不是完全听不见,他对低沉和高亢的声音还是有感知的。据说贝多芬在晚年时期,曾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里,一端则用牙咬着。作曲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听。1810年左右,机械家梅尔策尔为贝多芬特制了一副助听器,至今仍保存在波恩城内的贝多芬博物馆里。


更新时间2010-12-27 11:28:18  字数:6223

这一时期,贝多芬将自己这份悲剧式的愁苦表现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创作于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全是愁苦的。他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来,或许他用了一段时间来让心灵习惯这种痛苦。心灵如此需要欢乐,一旦没有欢乐,它就要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只好活在“过去”里。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它不复存在,它的光芒也会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痛苦的贝多芬时常沉浸于对故乡的思念之中,内心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个描绘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篇。它是快乐的,也是为爱情苦恼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到取悦心上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古怪的戏曲里,人们万分激动地发现,在那青春的面庞上看得见未来天才的目光。那双眼睛恰如波提切利[1]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而从中也可以窥视到那不久将至的悲剧。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贝多芬还有一种苦痛。韦格勒医生说,在他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具有强烈热情的人。这种爱一直都是那么的纯洁、无邪,激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现代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爱的愚昧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如何难得。在贝多芬的心灵中,蕴藏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但对爱情则是深信不疑,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2]。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贝多芬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道德缺失。”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受害者。的确如此,贝多芬不断痴情地去爱,不停地追逐快乐的梦想,可是当梦想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痛苦与煎熬。他无奈地处在热爱与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坚持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1801年,令贝多芬倾心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创作于1802年)题名就是献给她的。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开始习惯与别人交流了……我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位温柔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也很爱她。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残疾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女子,他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塔是个风骚、稚气,而且非常自私的人,这让贝多芬很苦恼。1803年11月,茱丽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种爱情是最能摧残心灵的,然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这种重击很可能摧毁他的心灵。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几乎到了死亡边缘。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写好了给两个兄弟约翰和卡尔的遗嘱,上面说道:“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与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几乎想到要自杀,但幸运的是他那坚韧顽强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3]可是他痊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都破灭了。“甚至曾经一直支撑着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气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赐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的声音了!我的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了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与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没错,我能够感受到它,它似乎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与困扰,我将要拥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但愿我真的能从疾病中得到解脱,即使一半也好。……不,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使我彻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这种爱情、这种痛楚、这种意志、这种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感情交替、这些深藏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他于1802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进行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还包括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盖勒特[4]的歌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支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拥有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挽回: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和紧凑的战斗感,这些进行曲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蕴涵的英雄气概令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加入其中。骑士德·塞弗伊德说:“他同挚友在一起时,会很开心地谈论政局,并用超于常人的聪明头脑、清晰明确的目光发表评判。”他将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贝多芬倾向共和原则。支持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独立……他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建设共和政府……他盼望法国能实行全民选举,期望波拿巴建立这个制度,从而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就像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在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下,梦想着有朝一日实现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此他陆续创作了帝国的史诗曾经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曲》(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乐曲中尽情展现,就像当初的重大事件在他这颗伟大而孤独心灵中撞击出强烈、纯真的回响一般,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
贝多芬的这些作品似乎受到了历史战争的影响,都反映着史诗般战争的色彩。而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我们可以听到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5]曾说过:“如果我能经常听到它,那么我一定会永远英勇顽强。”从《埃格蒙特序曲》,到他的钢琴协奏曲,再到《降E大调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高超的技巧显示着英雄的壮烈,好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可是这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那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拿破仑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6],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尽管当时贝多芬并不知道霍赫将军战死的信息,但他还是在维也纳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7] 1805年11月,贝多芬创作的歌剧《菲岱里奥》首次公演,法国军官纷纷前来观赏。贝多芬现场演奏了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以献给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当时于兰将军恰巧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监护人洛布科维兹家里。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在舍恩布伦驻扎下来。没过多久,贝多芬便仇恨起这些法国的征服者来,但他对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之情并没有减少,那些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的人,或许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无法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停止了《第五交响曲》的创作,在打草稿的前提下,一反往日习惯,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因为此时,他又看到了幸福的光芒。1806年5月,贝多芬与特蕾兹·德·布伦瑞克[8]订了婚。特蕾兹很早就爱上了他。贝多芬最初来到维也纳的日子里,特蕾兹还是个小姑娘,当时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尔伯爵的朋友)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进而对他产生了好感。
1806年,贝多芬与特蕾兹兄妹俩到匈牙利的穆尔其瓦泽家里做客,他们在那里相爱了。关于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都保存在特蕾兹的一些叙述之中。她说: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吃过晚餐,在皎洁的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抚摸了一遍琴键。弗朗斯瓦尔和我都知道他有这种习惯——他总是要轻轻地摸一下再弹奏。然后,他先在低音部弹了几个和音;接着,他带着一种庄重神秘的情感,缓缓地弹奏着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要把心献给我,请悄悄地传达;我俩心灵相通,谁又能猜到端详。’
“母亲和神甫都已入睡;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无比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剧中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论我走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明亮、纯洁。在这之前,我如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而忽略了路边盛开的鲜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斯瓦尔的同意后,我成为了他的未婚妻。”
就在这一年,《第四交响曲》仿佛是一朵纯净的花,散发着贝多芬一生中平静岁月的芬芳。人们可以从中发现,此时的贝多芬正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才华同前辈们传下来的大众喜爱的东西相协调。这种调和精神源自爱情,并对他的行为和生活产生了影响。索弗伊德和克里尔巴泽[9]说,他兴趣盎然,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即使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能做到容忍,而且穿着颇为考究;其实,他在迷惑他们,使他们不能察觉到他的耳聋;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当时,梅勒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从肖像上看贝多芬浪漫而高雅,只是有些不自然。贝多芬希望自己能够博得别人的喜欢,并且他知道他已经博得了其他人的欢心。再凶猛的狮子,在恋爱时也会藏起自己锋利的爪子。但在贝多芬的眼中,甚至在梦幻温柔的《第四交响曲》中,人们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他那任性的脾气和易怒的性格。
这种恬静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不过,美好的爱情所带来的幸福影响一直延续到1810年。毫无疑问,正是靠着这种影响,贝多芬才获得了自制力,他的才华才结出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悲剧般的《第五交响曲》;夏季天堂神圣之梦的《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受到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启发而写成的《热情奏鸣曲》,他把它视作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这支曲子发表于1807年,是献给特蕾兹的哥哥的。而他把那支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心爱的特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上面写着“致永远的爱人”。这封信与《热情奏鸣曲》一样,深刻地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说……啊!无论我在哪里,你都与我形影不离……当我一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或许还要强烈得多……啊!上帝!如果没有你,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千万思念奔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些思念有的是快乐的,可随后就会变成忧郁。向命运发问,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愿望。——我只能同你一起生活,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其他女人绝不会占据我的心。绝不会!永远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现在,我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却又最苦恼的一个。——安静下来吧——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憧憬、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所深爱的人的心。
——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的人上。”
是怎样神秘莫测的理由阻挠着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因为财产的缺乏,地位的悬殊;也许是贝多芬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因为他要守住爱情秘密而感到屈辱,因而有了反抗心理;或许是因为他急躁、愤世嫉俗的性格,无形中让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也使他因此感到绝望。——婚约取消了,可是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特蕾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于1861年去世),她仍然深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过:“每次想起她,我的心都像第一次遇见她时那样,心跳加快。”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生动感人、深邃真切的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他在手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特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上面题有“赠与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贝多芬晚年时期,一位友人无意间看到贝多芬孤单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习惯地对着肖像大声说:“你那么美丽、伟大,仿佛天使一般!”这位友人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返回去,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我的朋友,此刻,你的脸色好多了。”贝多芬则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他所受到的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他常自言自语:“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属于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能找到朋友。”
[1]波提切利(1445—1510),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著名画家,《圣家庭》中的婴儿即耶稣,故提及未来的悲剧。
[2]唐璜,欧洲传说故事中一位有名的风流浪子,莫扎特曾为歌剧《唐璜》作曲。
[3]贝多芬在遗嘱中说:“教育好你们的孩子,只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真正使人获得幸福,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当我处于苦难之中时,是道德支撑着我。全亏了我的道德与艺术,我才不至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贝多芬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假如我不知道人只要还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就不应该轻易结束生命的话,我想我早已离开了人世,而且是自行了断的。”
[4]盖勒特,德国启蒙运动作家、诗人,其作品颇为世人称道。贝多芬曾为他的《宗教圣歌和歌曲》谱曲。
[5]俾斯麦,德意志政治家,号称普鲁士的“铁血宰相”。1870年,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罗伯特·德·康德尔曾用一架破旧的钢琴为俾斯麦演奏这支曲子。俾斯麦对这个作品发表的最后一句评论是:“这是整个人生的斗争与悸动。”俾斯麦十分欣赏贝多芬的才华,曾感叹道:“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6]霍赫,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纯洁的军人,被世人称赞。1797年,战死在科布伦兹。
[7]这里指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
[8]1796—1799年间,贝多芬在维也纳认识了布伦瑞克一家。茱丽塔·圭恰迪尔是特蕾兹的表妹。贝多芬曾一度爱上特蕾兹的妹妹约瑟芬。但后来约瑟芬嫁于他人。我在《贝多芬:创作的伟大时代》中,详细描述了他与布伦瑞克一家的亲密关系。
[9]索弗伊德,奥地利音乐家;克里尔巴泽,奥地利剧作家。


更新时间2010-12-27 11:30:06  字数:6196

贝多芬在手记中写道:“屈服,彻底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你只能在艺术中寻找到幸福。啊,上帝,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可以战胜自己!”
就这样,贝多芬再一次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成为了孤家寡人。但是,光荣已经到来,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威力。这时的贝多芬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粗野的脾气随意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一切。还有什么可害怕、敷衍的?失去了爱情,野心也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了,他要运用,甚至是滥用自己的力量。“力量,这才是区别于普通人的精神!”他又回到不修边幅的状态了,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利畅所欲言,即使面对崇高的人也可以如此。1812年7月17日,他写过这样一句话:“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勃伦塔诺说:“没有哪一位皇帝或国王,能够像他那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她被他的坚强气势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提到:“当我第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他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深信自己没有弄错,我觉得此人已经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了。”
由此,歌德便很想与这位传奇的人物结识。1812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西米亚浴场相遇了,可他们并不十分投机。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十分称赞,可他那过于自由、暴躁的性格很难与歌德的性格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到对方。贝多芬曾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高傲的共和派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官教训了一通,致使歌德一直没有原谅他。
“尽管君主和亲王们能够培养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并赏赐他们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更无法造就超凡脱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察觉出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与皇室一家相遇。当我们远远看见他们时,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垂手站在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但他连半步都没有向前走。于是,我按了按帽子,扣上外套上的扣子,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鲁道夫公爵[1]向我脱帽致敬,皇后最先向我打招呼。大官员们几乎都认识我。——我觉得皇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时十分好笑。歌德站在路边,将帽子握在手里,向皇室们深弯着腰行礼。事后,我毫不客气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2] 歌德永远都没有忘记这件事。[3]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狂欢的节奏曲,后者则是幽默诙谐的交响乐。他在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的,是最“放松”的,而且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乎意料的对比,让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也使歌德和采尔特惊骇不已。甚至使德国北方人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没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陶醉于力和才华。
贝多芬说过:“我是为人类酿造玉液琼浆的酒神,给予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要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里描绘出一个酒神的庆祝会。[4]但我发现,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蕴涵着弗朗德勒人的遗传特质;同样地,我还证实了,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妄、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是源于自身的血统。在众多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第七交响曲》那样,表现出如此坦荡、自由的力量。这是毫无目的的超人精力的发泄,只是为了娱乐,如同一条泛滥的河将欢快淹没。而在《第八交响曲》中,虽然没有如此雄浑的力量,却更加奇特,更具贝多芬自己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大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5] 1814年,贝多芬名声大振。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为欧洲的荣耀。他积极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亲王们都向他致敬,而他则像他同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对自己献媚奉承。
1813年,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创作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一支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复兴》。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并于1815年,为纪念攻陷巴黎创作了一支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使他的声誉达到巅峰,更超过了他以往创作的那些作品。布莱休斯·赫菲尔根据弗朗斯瓦尔·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雷茨·克莱恩为贝多芬创作的脸模,都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充满愤怒和痛苦的雄狮般的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早年所具有的意志力。他在耶拿[6]战役之后,对拿破仑有一番言论:“很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在行!否则我一定会将他击败!”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的王国。正如他在写给弗朗索尔·德·布伦瑞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上。”[7] 光荣过后,就是困苦与悲惨。
维也纳从未垂青过贝多芬。在这座轻佻浮华、被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像贝多芬这样傲岸而孤立、狂放不羁的天才,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也从未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1808年,他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吉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的确是一个充满着音乐源泉的国家。我们必须公正地说,维也纳所拥有的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能够深感到贝多芬在音乐上的伟大,避免因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使国家受到侮辱。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公爵、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付给他四千弗洛令作为生活费,只要他同意留在奥地利。他们说:“很显然,一个人只有在他不为衣食所忧的情况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之中,才能真正创作出为艺术争光的完美作品,所以我们决定通过这种方法为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从而摆脱所有可能阻挡其天才发展的一切障碍。”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像承诺的那样美好。这笔生活费并未足额提供给他,而且很快就停止发放了。另外,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开始轻艺术而重政治。贝多芬的性格也有所改变。原有的音乐氛围也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8],贝多芬被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者,或散或亡:1812年金斯基亲王逝世;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1816年洛布科维兹去世。拉梅莫夫斯基——贝多芬曾将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题赠与他,在1815年2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与儿时的好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德·布勒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手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
此时的贝多芬的听力彻底丧失。[9]自1815年秋天起,他就只能用书信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最早的谈话手册记录于1816年。[10]有关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过程中的那些痛苦,挚友辛德勒有这样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但此时的他显然已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了乐曲的节奏,乐队也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指挥,可歌手们却都自顾自地向前赶。于是乎,全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见状,建议休息一会儿,可并未说明缘由,只是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显然,这场演出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进行;但又该如何同他讲呢?谁都不忍心对他说:‘退场吧,可怜的家伙,你已经无法指挥了。’贝多芬有些迷惑、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其他人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头绪来,但大家都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叫喊。当我来到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手册递给我,示意我写。我便这样写道:‘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指挥了,回家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于是他猛地跳到台下,冲我嚷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刚进门,他就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晚饭时间。饭桌上,他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就在我俩要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疗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的印象。”[11]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按节目单上所说是“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一片喝彩声,可是他丝毫听不见。直到一位女歌手拉住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时,他才突然看到全场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喝彩。——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者曾在1825年看见过贝多芬弹钢琴,说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连手指都在抽搐,此情此景,真令人伤感。[12] 贝多芬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隔绝人群,他唯有在大自然中寻得一丝慰藉。特蕾兹·德·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是他的庇护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像贝多芬这般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13]他似乎是依靠着这些而生存的。贝多芬自己也曾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地喜爱田野……我对一棵树的喜爱要多于对一个人……”——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沿着城墙溜一圈。在乡间,他更是经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而且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啊!——在树林里,我是快乐的,因为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啊,这是多么的灿烂!在树林里,在山丘上,一片静谧——这是奉献给您、供您役使的静谧。”
从大自然中,他精神上的焦虑找到了些许慰藉,但是他却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了,可是我还要装出一副衣食无忧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第一百零六号作品是在一种紧迫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为换取面包而进行创作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上裂开了个口子。他欠出版商很多债,而且他的作品又卖不上好价钱。他那支《D大调弥撒曲》在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创作了一些优美、温柔的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可每支曲子最终只能勉强地为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最具深邃性的作品,仿佛是用血和泪写就的,但亲王竟一分钱都没付给他。在窘困的生活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津贴,或是因为要保住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的精力几乎要耗尽了。
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逝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将自己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与折磨了——似乎有一种慈悲的眷顾,在费心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首先,就是他要同那个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他这样写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14]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1]鲁道夫公爵即皇太子,贝多芬的学生。
[2]此处见贝多芬《致贝蒂娜》。曾有人怀疑这封信是否真实。此事虽然有些夸大,但大体上是准确的。
[3]歌德在写给采尔特的信中提到:“贝多芬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可憎的,这一点他是对的。但他的这种论调并不能使世界对他或者别人变得快乐。我们应该原谅他、同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歌德并没有做任何攻击贝多芬的事情,但他也没有为贝多芬做过什么。对于贝多芬的作品或他的名字,歌德都始终保持缄默。可以说,他既欣赏又害怕贝多芬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使歌德感到困扰,他担心自己会受到这种音乐的影响而失去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精神安宁。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在1830年写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知道歌德是如何用理智极力控制自己的烦乱心绪。信中写道:“刚开始,他是拒绝谈论贝多芬的,可有时不得不谈。当他听到《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激动起来,但他却装作很镇定。只是对我说:‘这没什么感人的,只会让人吃惊。’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气势很强大,好像能把房子震塌。’晚饭时,他若有所思,并与我谈起了贝多芬。很明显,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对他产生效果了……”
[4]贝多芬曾经的确考虑过这件事,因为在他的笔记中,尤其是《第十交响乐》的草稿里,发现了这个主题。
[5]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同时,1811—1812年间,贝多芬在特普里兹结识了一个名叫阿玛丽厄·塞巴尔德的女子,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二人关系密切。贝多芬这一时期的创作灵感可能源于此。
[6]耶拿,德国图林根州城名,1806年,拿破仑曾在此地战胜奥军。
[7]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在写给考卡的信中也提到:“我不想和你谈论我们的君主和王国,我认为,思想之国才是最值得珍惜、最可爱的。在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王国中,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8]罗西尼,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剧《唐克莱德》振动了整个德国音乐。鲍恩费尔德在笔记中记录了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留传的说法:“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老学究,只有老一辈傻瓜们才会赞扬他们。罗西尼的出现,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贝多芬的《菲岱里奥》就是一堆垃圾。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百听不厌。”——贝多芬最后一场演奏会是1814年举行的。
[9]除了耳聋,贝多芬的身体情况也每况愈下。从1816年10月起,医生诊断他患有肺病,之后他深受此病的困扰。在1820—1821年,他又患上急性关节炎。1821年得了黄疸病,两年后患有结膜炎。
[10]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年贝多芬创作的第一百零一号作品开始,他的音乐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他的谈话记录手册共有一万一千页,现存于柏林三家图书馆。
[11]辛德勒自1814年起,便与贝多芬往来,到了1819年,辛德勒已经成为了贝多芬的密友。最初,贝多芬对辛德勒表现出了一种高傲自大的态度,并没以朋友相待。
[12]瓦格纳在1870年出版的《贝多芬评传》中,对于贝多芬耳聋的事情,有很精彩的描述。
[13]贝多芬喜欢动物,而且对它们十分怜悯。历史学家封·弗里梅尔的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贝多芬总用手帕将蝴蝶统统赶跑,而故意让她捉不到。所以她一直都因为这件事怨恨贝多芬。
[14]贝多芬在写给斯特莱歇尔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从来不会报复。当我忍无可忍而采取行动对付别人时,那纯粹是出于自卫,或为了阻止他们作恶。”


更新时间2010-12-27 11:30:57  字数:6282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基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哀求地说:“不要撒谎,要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好儿子!如果你像别人那样,用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心力的人,超越了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但在为他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之后,贝多芬不得不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再次重创他早已脆弱的心。[1]卡尔被治愈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极大技术难度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贝多芬的稿本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尝试,甚至还想到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这样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同忠实的乐队说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灵感时,我就仿佛听见一种乐器正在弹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引用人声的部分,甚至用乐器开头,就像《终曲》《欢乐颂》那样,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对于这些延后和犹豫,我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因为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个饱经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并成就了一部多么伟大的杰作啊!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展现于世人时,乐队突然中止。一时间,寂静一片。这使引入的歌唱带有一种神秘、天堂般的气氛。这个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包裹于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安抚着人间的痛苦;当它悄悄渗入病痛初愈的心灵之中时,最初的接触是那么温柔,恰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因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转入人声演唱时,首先出场的是低音部,一种带有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的全身。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一般,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发出的呼喊,似乎他创作时正奔驰在田野上,如痴如醉,激动狂放,如同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是宗教般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天才的作品终于征服了平庸的群众。维也纳的轻浮之风也因此受到了动摇与震撼,因为当时正值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创作了一部圣乐[2],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自己的那些情感。超现实、圣洁的光照进了您那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关心、关注您的人感到怅然。[3]大家都痛苦地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企图将德国艺术彻底被人们遗忘时,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保持沉默……整个民族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不被时尚束缚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只有您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愿我们的这份心愿能尽快实现……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鲜花!”这些恳切的信件内容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单是在艺术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在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在舞台上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是连续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度,即使是皇族驾临,按惯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可以引起人们狂热的骚动,这种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当场哭起来。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胜利只是短暂一瞬,音乐会对贝多芬来说,毫无赢利之处。音乐会没有让他挣到钱,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他贫病交加,[4]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凌驾于一切的上帝!”
他终于抓住了他的终生目标,抓住了欢乐。可是他能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长期停留吗?——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就像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就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胜利好像已经在他身上印下光荣的痕迹了。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5]《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曲,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6]谱写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宁静恬适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容光焕发。同年,当克里尔巴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要振作。克里尔巴策感慨地说:“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势力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策叹息道:“我已经被审查制度杀害了。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运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面对政府,警察,或贵族时,贝多芬总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这样。[7]警方明知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因此,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贝多芬的这种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现在,这股力量似乎要玩弄痛苦了。在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十分糟糕[8],但他所写的音乐具有一种讽刺、傲然而欢快的特点。在他去世前的四个月里,即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第一百三十号为四重奏重新创作的《终曲》就是非常轻快的。严格地说,这种轻快不是常人所有的那一种。而是像莫切特斯所说的:时而是间断性的苦涩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
但死神终于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因为着凉,患了胸膜炎。他为侄子的前程而在严寒隆冬四处奔波,回到维也纳便病倒了。[9]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起来。当医生赶来时,已经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马虎潦草。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至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此时,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于是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只能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恩。”[10]若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相助,贫穷的苦难将笼罩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变得很温顺,脾气也好了很多。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11],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着性子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而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他在一场夹杂着雪花的狂风骤雨里,在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离开了人间。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12](1827年3月26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都惊叹于他伟大的艺术。而他又何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他更是现代艺术最勇敢的力量。他是那些受苦、敢于抵抗的人们最伟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因世界的劫难而忧伤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到我们身边来的人,仿佛坐在一位失去儿女的母亲身边,默然无语,在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来安慰伤心的人。当我们同道德中的善恶进行毫无效果却又无休止的争斗后,感到精疲力竭时,重新回到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浸泡一下,将获得妙不可言的慰藉和力量。他身上所散发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我们被深深地感染。好像在他同大自然每时每刻的沟通交融之中[13],他终于从中汲取了深邃的力。克里尔巴策赞赏贝多芬时带有某种胆怯,他在谈到他时说:“他一直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竟和野性与古怪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同样地,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们充满恐惧和惊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髓。”——这是真的。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其他力量在交战后,产生的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1]当辛德勒见到贝多芬时,他说贝多芬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委靡、步履蹒跚、全身乏力,没有一点意志。如果卡尔死了,他也不想活着。——事实上,几个月后,贝多芬便去世了。
[2]这里指的是第一百二十三号作品《D大调弥撒曲》。
[3]贝多芬穷困潦倒,为家事、琐事所困扰。从1816—1821年期间,贝多芬只创作了三部钢琴曲。他的敌人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但1821年,他又开始了创作。
[4]1824年8月,贝多芬在写给巴赫医生的信中,提到他经常担心自己会猝死。“我同我的祖父实在是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了。”他胃痛得很厉害。1824年冬天,贝多芬的病情有所好转,但第二年,他开始呕血并且流鼻血。他写信给卡尔:“我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恐怕要不久人世了。”
[5]1827年,贝多芬在写给莫舍勒斯的信中说道:“我已经完成一部交响乐和一首新的序曲,初稿都放在我的书桌上了。”但这份初稿从未被发现。我们根据贝多芬的笔记,发现《终曲》大合唱并没给《第九交响曲》,而是留给了《第十交响曲》。后来,他解释道,想通过《第十交响曲》实现“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和解”,这也正是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中,试图达到的目的。
[6]贝多芬自1808年起,便有意为《浮士德》谱曲,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
[7]在贝多芬的谈话记录簿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句子:“目前,欧洲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离不开金钱与银行的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们什么都学不会,而什么都没有忘记。”“五十年后,世界各处都将成立共和国。”
[8]这里指的是侄子卡尔自杀的事。
[9]贝多芬的病情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肺部偶发症,六天就好转了。“到了第七天,他觉得好多了,而且可以起床走动、读书了”;第二阶段是消化系统疾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的精神不是很好,而且全身发黄,夜里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差一点就让他当晚送命。”从那时起,贝多芬身上的水肿情况加重。这次发病不排除有精神上的原因。瓦夫洛赫医生说:“卡尔不听话,使贝多芬大发雷霆,十分苦恼,这促成了他疾病的爆发。他浑身打战,因为内脏的疼痛而直不起腰来。”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自1824年起,就有医生进行详细的叙述。
[10]洛恩为韦格勒夫人的亲密称呼。
[11]他这四次的手术时间分别是1826年12月20日,1827年1月8日、2月2日和2月27日。据格哈德·冯·布洛宁在信中提到的,当时,躺在病床上的贝多芬饱受臭虫的骚扰。
[12]这位陌生人便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胡滕布瑞纳。布洛宁曾这样写道:“值得赞美的上帝啊,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期而痛苦的受难历程。”
[13]辛德勒曾说道:“贝多芬教会我很多大自然的学问。在这方面,他像引导我研究音乐一样,指导我发掘大自然的规律。他陶醉于自然的基本威力。”


更新时间2010-12-27 11:32:28  字数:4638

贝多芬的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最初,是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仅有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静止的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沉重的预感。突然间,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声悲吼,静寂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一阵阵狂风怒号,这就是《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昼的清纯尚未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依旧保留着一线希望。但是,1810年以后,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怪异。那些最清晰的思想,仿佛水汽一般升腾;它们散而复聚,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常常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有到了曲终才能在一阵狂飙之中重现。而快乐也具有一种苦涩而狂野的特点。所有的情感都掺杂着一种毒素——狂热。随着夜幕的降临,雷雨也在聚集。随即,沉重的云蓄满了闪电,黑压压的,夹带着暴风雨,《第九交响曲》开始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黑幕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夜被驱走,在意志力的作用下,白昼的明媚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样的征服可与之相媲美?拿破仑的哪一场战役、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努力的光荣?这种胜利是精神力量所从未获得过的?一个贫困潦倒、孤独残疾、痛苦不堪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予他欢乐的人,他却创造了欢乐,并把这份快乐带给世界!他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欢乐。他以一句豪言壮语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的箴言:
“用痛苦换取欢乐。”[1] 海林根施塔特遗嘱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群人啊,怎么能把我当作、或让我被人看作是一个满腹怨恨、疯癫、愤世嫉俗的人呢?你们对我太不公平了!你们根本不清楚隐藏在外表下的原因!自童年时起,我的心灵和精神便趋向于温柔、仁慈的情感,并一直准备着去做一些伟大的事业。但是,你们想想看,六年来,我的身体情况是何等的糟糕,还被一些冒牌庸医误诊,一年又一年被他们欺骗,还幻想着有一天会好转,最终换来的却是一种“永久的病症”,即使有一丝希望能够康复,那也要等上许多年。我虽然生来具有一种热烈而积极的性格,甚至能适应社会上的各种消遣,但我却较早地被人类驱除,成为形单影只的可怜人。有时我真想克服这一切,啊!但每次我都无可奈何地被残疾,这个不断翻新的悲惨经验所阻止!然而我又无法跟别人说:“请讲大声点,大声喊,因为我是个聋子!”啊!你叫我怎么开口告诉别人我的一种感官出了毛病呢,这种感官对于我来说,要比别人的更加完美,更加优秀。而它从前是最完美的,在我从事音乐这一行中,很少有人能像我的这个感官那么完美!——噢!我说不出口啊!——因此,如果当我本想与你们做伴而你们又看到我孤僻自处的话,请你们多加谅解。我的不幸让我痛苦不堪,我常因为它而被人们误解。在交往中,在微妙的谈话时,在大家彼此倾诉彼此安慰时,我却无法得到一丝慰藉。孤单,完全的孤单。我越是迫切需要在交际场合露面,越是不能冒险。我只得像一个被放逐者似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个交际场合,我立即有一种揪心的忧虑,生怕被人发现我有残疾。
由此,我在乡下住了半年。我那高明的医生劝我要保护好听觉,这当然也是我的心愿。然而,很多次我都渴望与人接触,并禁不住要过去。但是,当我旁边的一位听见远处有笛声而我什么都听不见时,或者他听见牧童在歌唱,而我却什么也没听到时,那是何等的屈辱啊!这样的一些经历使我彻底陷入绝望之中:我差一点就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是艺术,挽救了我。啊!我感到,在完成被赋予的全部使命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就这样,我苟且偷生——那真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副身躯是那么的虚弱,哪怕有一丝变化都能使我从最佳状态转入最糟糕的境地!“要忍耐!”——别人都这样说,现在,我也只能把它当作向导。我有耐心了。——愿我勇于抗御的决心能够保持得长久,直到无情的死神来掐断我的生命线的时候。这样也许是好的,或许并不好: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二十八岁,我不得不看破一切,这不是容易的事。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一点比其他人更加艰难。
神明啊,你能从苍穹渗入我的内心深处,你了解它,你知道它抱有对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啊,人啊,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这句话,想一想,曾经你们是怎么不公平地对待我;希望不幸之人看到一个像他这样的落难者时,能聊以自慰,不顾自然的种种障碍,竭尽自己之所能,以跻身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
我的兄弟,在我去世之后,如果施密特教授尚在人世,你们就以我的名义请求他将我的病情详细地描述出来,再加上这封信,我想,在我死后人们会尽可能地与我言归于好。——当然,我承认你们是我那微薄的财产(如果可以这么称谓的话)的继承人。希望你们能公平分配,以后要相亲相爱,同舟共济。对于你们带给我的伤害,你们心里清楚我早就不追究了。卡尔兄弟,我要特别感谢你,在最后这段时间里对我的关怀体贴。我祝愿你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远离忧愁,不要像我这样被烦恼围绕。一定要教导你们的孩子讲道德:因为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道德使我在穷困潦倒时坚持着,支撑着我,多亏了它;另外还有艺术,我才没有以自杀来结束我的生命——永别了,你们相亲相爱吧!——我感谢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乐器能够保存在你们之间任何一个人手中,[2]但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发生争执。如果它们对你们有什么益处的话,可以把它们卖掉。如果躺在墓穴中的我还能帮你们一把,我将多么的高兴啊!
若真能如此,我将快快活活地迎接死亡。——如果死神在我有机会一展艺术天赋之前来临,那么,尽管我命运多舛,我还是希望它能迟些到来。——但即使如此,我也很高兴。难道不是它把我从一种无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吗?——死亡可以随时到来,我表示欢迎,而且是勇敢快乐地欢迎。——永别了,别把我完全遗忘在坟墓之中;我还是值得你们缅怀的,因为我在世时经常思念你们,想让你们幸福。但愿你们幸福!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1802年10月6日写于海林根施塔特
给我的兄弟,在我死后拆阅并执行
海林根施塔特,1802年10月10日。——向你们告别了——当然是十分悲伤的。——是的,我的希望——至少是我曾抱有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的希望——它几乎把我彻底抛弃了。宛如枯萎的秋叶缓缓飘落一样,——这希望对于我来说也已经枯萎了。几乎同我来时一样——我走了。——美好的夏天一直支撑着我的那股强大的勇气,也随之消逝。——啊,主啊,给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欢乐的、深邃的声音了!——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神明!什么时候我还能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圣殿里感觉到欢乐呀?——永远也不会?——不!——啊!这太残酷了!
致阿门达尔牧师的信
我的亲爱、善良的阿门达尔,我内心深处的朋友,我怀着既痛苦又欢乐的心情接到并拆阅了你的来信。你对我的忠实和关怀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啊!你始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情,这真是太好了。的确,我曾经考验过你的忠实,但我能把你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你不是一个维也纳朋友,你是我的故乡所能产生的人物中的一个!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伴随在我身边啊!因为你的贝多芬真是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正在日益消失。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征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目前我还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我想这与我肚子不舒服或许有关,但肚子的不适症状几乎消失了,而我的听觉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因为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的一切,孤独地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在所有人中,对我而言,我认为最可靠的朋友当数李希诺夫斯基了。自去年以来,他先后给了我六百弗洛令:这些钱,外加我出售作品之所得,使我不必每天为面包发愁。我现在所写的,可以立刻卖给五个出版商,而且还能卖个好价钱。——最近一段时间,我写了不少东西;我得知你在××铺子订购了钢琴,我可以把我的各种作品和一架钢琴放在一起寄给你,可使你省下一些钱。
现在,新结交的一个朋友可以带给我一丝安慰。同他在一起,我可以享受一点谈话的乐趣和无私的友情:他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3]我时常和他提到你,我对他说,自从离开家乡,你是我最贴心的朋友之一。——他也不喜欢××;他太软弱,无法担当友情。我把他和那位××看作是我高兴时使用的工具;但他们永远不会了解我崇高的活动,如同他们无法真心地融入到我的生活一样;我只是根据他们为我尽的力来回报他们。啊!要是我能充分地享受我的听力的话,我是多么的幸福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向你奔去。但现实告诉我必须远离这一切;我最美好的年华流逝了,我还没有完成凭借自己的才气和力量可以胜任的一切事情。——我不得不隐忍着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曾发誓要战胜所有的灾祸;但那又能怎么样呢?没错,阿门达尔,如果半年后我的病仍未好转,我要求你放下一切来我的身边,那时我将去旅行(我的演奏和作曲还没完全受到我的残疾的影响;只是在与人交往时,是最叫人头疼的),你将是我的旅伴:我深信不会缺少一丝幸福。现在还有什么我不能与之较量一番的?自从你走了之后,我几乎什么都写,甚至写了一些歌剧和宗教音乐。是的,你不会拒绝的,你会帮助你的朋友渡过难关的,并为他排忧解难。我的钢琴演奏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我希望这趟旅行也会让你快乐。之后,你就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你的信我都如数收悉;尽管我很少回信,但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你,我的心带着同样的温情为你跳动着。——我所告诉你的有关我的听觉方面的事,请你为我严守秘密,无论对谁都不要提起。——希望你常来信。你的信,即使再短,都能使我感到慰藉和获益匪浅。期待着你的来信,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把你的四重奏[4]寄还给你,因为从我能够正式创作四重奏之后,我对它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你将来收到时,就会看到这一点。——现在,别了,亲爱的好友!如果你觉得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令你感到愉快的话,毫无疑问,你要如实地告诉真诚地爱你的、你忠实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博士的信
于维也纳,1801年6月29日
我最亲爱的韦格勒,我谢谢你对我的关注!我真是受之有愧,更不敢奢望你的关注;然而,你却如此这般的好心善良,即使我不可饶恕的静默都不能使你沮丧;你是我永远忠实、善良、正直的朋友。——千万别以为我会忘了你,忘了你们,忘了对我弥足珍贵的大家,不会的!有时候我十分想念你们,想在你们身边待上一会儿。——我的故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至今仍然真真切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同我离开时一样。当我再次见到我的父亲河——莱茵河,并向它致敬时,那将是我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随我心愿,我真无法确定。——但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到那时,你们将会发现我又长大了:我不是说艺术方面,而是在做人方面。你们将看到我更善良更完美的一面。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尚无进步的话,那么我的艺术将为改善穷人们的命运出一份力……
[1]1815年10月10日《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书》。
[2]此处指的是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送给贝多芬的一套弦乐四重奏乐器。
[3]此处指斯特凡·冯·布罗伊宁。
[4]此处指第十八号作品。


更新时间2010-12-27 11:34:56  字数:5151

你想了解我的一些近况,还好,还不算太差。自去年时起,李希诺夫斯基(尽管我告诉了你,但你觉得不可思议)始终是我最热情的朋友——我们之间是有过小小的误会,但这反而更增加了我们的友谊——他给了我每年六百弗洛令的津贴,直到我后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差事为止。我售出的曲子为我赚到不少钱,而且我的订单应接不暇。每件作品都有六七家出版商争着要,如果不是我怕麻烦,会有更多的出版商希望与我合作。他们也不再同我讨价还价了;我定价,他们就照付。你瞧,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假如我看见哪位朋友生活拮据,而我口袋里的钱又不够帮助他,我只要坐在桌前动手干活儿,转瞬间,我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但我也比以前更节俭了……
不幸的是,嫉妒的魔鬼——我那被病痛折磨着的身体——总是与我为敌。三年来,我的听力越来越差,这大概与我肚子不适有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以前经常肚子疼,可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不断的腹泻,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弗朗克想让我吃一些补药增强体力,并用薄荷油为我治疗耳疾,但毫无效果。听觉仍旧越来越糟,肚子疼的症状也丝毫没有减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去年秋天,以致我那时经常处于沮丧绝望之中。一个蠢得像驴的医生建议我用冷水洗澡;另一个相对聪明的医生劝我到多瑙河洗温水浴;这种方法倒是有些效果,肚子好了很多,但耳疾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糟糕了。去年冬天,我的身体状况真是糟糕透了:经常感到剧烈腹痛,完全是病发状态。直到上个月都是这个样子。于是我去看了韦林医生,因为我认为我的病更应该请外科医生治疗,而且,我一直都很信赖他。他基本上可以治疗我严重的腹泻,他也建议我到多瑙河洗温水浴,并为我在水里放了一些健身的药酒;他没给我开任何药物,直到四天前才给我开了点治疗胃病的药片和一种治耳疾的茶。我觉得好多了,全身也有力气了;只是耳朵一直嗡嗡作响,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可以说,我的生活是悲惨的。近两年,我拒绝一切交际,因为我无法跟别人说:“我是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有可能;但对于我所干的这一行来说,耳朵出了问题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说?他们可不是少数人啊!
为了使你对我这种古怪的耳聋有些概念,我要告诉你,在剧院里时,我必须坐在紧贴着乐队的地方,只有这样,我才能听明白演员们说了什么。若坐得稍微远一点,我就连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都听不见了。在与别人交谈时,令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并未觉察到我有耳疾,或许是因为我平时总是一副不专心的样子,致使他们误以为我没专心听的缘故吧。当别人用很轻的声音同我说话时,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当然,我多少能听见声音,但听不清词儿;可是,如果对方喊叫,我也受不了。至于将来会怎样,天晓得。韦林医生说,即使不能彻底康复,情况肯定也会有所好转。——我经常诅咒我的生命和造物主。普鲁塔克引导我学会隐忍,但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向我的命运挑战;然而,在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候,我却是上帝最可悲的造物。——我请求你替我保守秘密,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起我的病,也别对洛恩说;这是我最大的秘密,我将它告诉了你。如果你能就这个问题写信给韦林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假如我的情况要持续下去的话,我将在明年春天时来到你身边;你可以为我在某处美丽的地方租一间乡下房舍,我想重新做一回乡下人,哪怕只有半年的时间也好。也许这对我而言会有很大的益处。隐忍!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更可悲的是,它却是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请原谅我,在你众多的烦恼之中,又给你带来这份友谊的烦恼。
现在,斯特凡·冯·布罗伊宁也在这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待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时光,我非常开心!他真的长成了善良、优秀的青年,而且颇有智识,像我们一样,心地纯正……
另外我也很想给洛恩写信,虽然我很久没有跟你们联系,但我从未忘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亲爱的、善良的好人们,对于写信,你们是知道的,这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也都是好几年收不到我写的信了。我只生活在音符里,一部作品刚创作完,另一部就又开始了。以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我往往都是同时做三四件事的。——你要常给我来信呀;我将尽量抽出时间来给你回信。代我向大家问好。
别了,我最忠实、善良的韦格勒!请相信你的贝多芬的爱和友谊。
致韦格勒的信
于维也纳,1801年11月16日
我善良的韦格勒!感谢你又一次关心我,因为我自感不配。——你想知道我现在好不好?需要什么?虽然这是我不太喜欢谈论的问题,但我还是乐意告诉你。
几个月来,韦林总要把发疱药敷在我的两只胳膊上……这种治疗方法让我特别难受;至于痛苦,那是不必说的,手臂常常一两天不能动弹……当然,我知道耳朵里的嗡鸣症状的确比以前减轻了许多,尤其是左耳——我的耳疾就是从左耳开始的。然而,我的听觉至今仍未有丝毫改善;我也无法肯定病情是否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了。——但至少我的肚子好多了,尤其是在我洗了几次温水澡后,一连八九天都感觉不错。我一直坚持按时服用健胃药;我遵照你的意思,开始用草药敷肚子。——韦林不愿意听我谈论雨中淋浴,不过,我也不太满意他。他对我这种病也太不用心、太不在意了,假如我没有去他那里——对我来说,去他那里是很困难的——我就从来见不到他。——你觉得施密特的医术怎么样?我并不是突发奇想另换医生,但我觉得韦林太重视手术治疗,不太愿意从书本上去学习新知识、更新旧观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施密特与其截然不同,或许他不会像韦林那样粗心大意。——我听说直流电疗法效果不错,你认为呢?有一个医生对我说,他曾见过一个聋哑儿童通过这种疗法最终恢复了听觉,还有一个聋了七年的男子也是这样治好的。——我正好听说施密特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
我觉得现在活得稍微快活些了,我同别人的往来也增多了。你简直无法想象两年来我过的是多么孤单忧愁的日子。我的残疾宛如幽灵一般阻挡在我前面,让我不得不躲避着人们。在别人眼中,我或许是个愤世嫉俗者,可事实上我并不是!——这种变化是由于一位亲爱的、迷人的姑娘;她爱我,我也爱她;这两年,我再次享受到了幸福时光;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婚姻可以带给人幸福。但不幸的是,她与我存在差距——境况不同。而现在,说实话,我还不可以结婚:我必须再挣扎一番。若不是因为耳疾,我或许早已走遍半个世界了,而这是我应该去做的。——对于我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搞艺术并展现它更让我感到快乐的。——不要认为我在你们家里就是快乐的。谁还能让我快乐呢?甚至你们的关切对于我来说都可能是一种重负;我会看到你们脸上同情的表情,那使我更加忧伤凄然。——我美丽的故乡啊,是什么一直吸引着我?或许只是盼着环境能变更好的希望而已;假如没有这个病,我这个希望也许早就实现了!啊!我若能摆脱这个病魔,我真想拥抱全世界!我的青春——是的,我触摸到它了——它似乎刚刚开始;我不是一直有病吗?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体力和智力都比以前更加强大。每天,我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无法确定的目标。只有在这种思想中,你的贝多芬才能活下去。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是我特别悲哀,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如果我能解除一半的病痛,那么,我将成为一个更加自主、成熟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会奔向你们,拉紧我们之间的友谊纽带。
你们应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获得幸福,而不是个不幸之人。——不,这是我无法忍受的病痛。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把我彻底屈服——啊!能够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不,我可以感觉到,我生来就不能过恬静的生活。
……代我问候洛恩……——你真的有些爱我,不是吗?请相信我的友爱和情谊。
你的贝多芬
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致贝多芬书
于科布伦兹,1825年12月28日
我亲爱的老朋友路德维希:
当我送里斯十个儿子中的一个去维也纳时,不由得想到了你。[1]自我离开维也纳已经有二十八年了,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如果你没有每两个月就收到一封长信的话,那么你可以责备在我寄给你头两封信后你的默默无言——不回信给我。这样不好,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不由自主地都在追忆往事,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寻找青年时代的影子。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多亏了你那善良的母亲(愿上帝祝福她)我才认识了你,并同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亮点,是我美好的记忆,我会乐此不疲地回顾它……当我遥望你时,宛如仰视一位英雄,而且我能骄傲地说:“他的今天,多少是受到了我的影响,他曾经对我倾吐他的愿望和梦想;后来,当他不断被人误解时,我才真正了解了他的志趣所在。”感谢上帝,使我可以同我的妻子谈论你,而且现在可以和我的孩子们说起你!你在我岳母家的地位和待遇,已经远远超出了你在自己家,特别是当你高贵的母亲仙逝以后。请你再跟我们说一遍:“没错,无论欢乐还是悲伤,我都想念你们。”任何人,即使像你那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平生之中也只有一次幸福:那就是年轻时光。像波恩、克勒茨贝格、戈德斯贝格、佩比尼埃尔等地方,才是你思绪多次眷恋之地。
我现在想同你讲讲我和我们,以便你写回信时在方式上有个参照。
1796年,当我从维也纳回来后,就感觉到自己的情况不太好;有好几年我都得靠行医为生;然而在这种贫苦、可怜的地方,我混了好几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后来,我当了老师,有了一份薪水,并于1802年结了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至今成长得较好,并且受到了完整的教育。除了秉性正直外,她还具有我身上遗传的清明气质,她把你的奏鸣曲弹得出神入化。但这并不是她后天的努力,而是凭着先天的聪颖,所以也就没什么可夸耀的。1807年,我喜得一子,他现在在柏林学医。四年之内,我计划把他送到维也纳;你愿意照看他吗?……今年8月,我庆贺了我的六十大寿,当时有六十多位朋友前来祝贺,其中还包括城里的几位名流。自1807年起,我就住到这里了,现在我有了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和一个很好的职位。我的上司们对我都很满意,而且国王还给我颁发奖章和勋章。我和洛恩的身体也都很健康。——好了,我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全部告诉你了。现在轮到你了!……
你永远都不愿把你的眼睛从圣艾蒂安教堂顶上移开来吗?[2]旅行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吗?你不想回来再看一看莱茵河吗?——我和洛恩,向你表示无尽的恳切之情。
你的老朋友。
韦格勒
于科布伦兹,1825年12月29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年来的老朋友!要韦格勒重新写信给你是我的愿望。——现在这愿望已经实现了,我认为应该补充两句——不仅是为了让你能更多地回忆起我,更是为了重新向您提出请求,不知您是否还有意愿再看一看莱茵河和你的出生地?——是否愿意给韦格勒和我带来最大的快乐?我们的朗恩[3]非常感谢你给了她那么多幸福的时光;每当她听到我们谈起你时,她都高兴极了——她对于我们年轻时代在波恩的快乐生活十分了解——那些争吵与和好的小故事……如果能够看见您,她将会是多么高兴啊!——不幸的是这个丫头几乎一点音乐天赋都没有;但她没少下工夫,很勤奋刻苦,而且有恒心,现在她已经会弹奏你的奏鸣曲、变奏曲了;而且,音乐对于韦来说始终是最大的消遣,这个孩子便为他演奏,带给他许多快乐的时光。尤利乌斯倒是有些音乐才能,可到目前为止一直不上心——半年来,他更热衷于学习大提琴;他在柏林有一位好老师,我相信他会取得进步的。我这两个孩子都很高,很像他们的父亲。另外,他们保持着像他们的父亲韦那样的好脾气——感谢上帝。韦非常喜欢弹奏你的变奏曲中的主题曲;老人们都有偏爱,但他常弹新曲,而且是用极大的耐心。——你的歌是他最喜欢的;只要韦走进自己的房间,就从来没有不坐到钢琴前的时候。——因此,亲爱的贝多芬,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你的思念是多么的持久而生动啊!——请你对我们说:这对你是多么的珍贵,你仍然牵挂着我们。——若不是我们这般热烈的愿望最终难以实现的话,我们早就到维也纳我的兄弟家里去探望你了,这样就可以有幸看到你了——但是,这么一趟旅行是不敢想的,因为我们的儿子现在在柏林。——韦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你了——我们再抱怨就没有道理了。——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最艰难的时光都比多数其他人要好。——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很健康,还有一双好儿女。——是的,他们还未曾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他们总是快快活活的,是好孩子。——朗恩有过一次大的悲伤,那就是当我们可怜的布尔沙伊德死去的时候——那是我们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别了,亲爱的贝多芬,请用你那慈悲的心情想念我们吧。
埃莱奥诺雷·韦格勒
[1]里斯(1784—1838),德国著名钢琴家兼作曲家。
[2]圣艾蒂安教堂,维也纳著名教堂之一。
[3]朗恩,埃莱奥诺雷·韦格勒的女儿。


更新时间2010-12-27 11:35:49  字数:2879

贝多芬致韦格勒书
于维也纳,1828年12月7日
亲爱的老伙计!
收到你和你的洛恩的信真让我感到高兴啊,我简直无法形容。当然,我本应该马上给你们回信的,都怪我生性疏懒,特别是在写信方面,因为我想,与最好的朋友之间即使不写信,他们也会非常了解我的。我常常在脑海里构思着如何回复你们的信,可落笔时,我往往就把笔扔得老远,因为我无法用文字表达我的感受。我牢记着你对我表示的友爱,譬如,你叫人为我粉刷房间,使我感到意外、欢喜;我也忘不了布勒宁一家。人总有一别,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在尽力地要达到它;唯有永远无法动摇的为善的原则,始终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惜今天的我无法称心如意地给你写信,因为我卧床不起……
我心里一直装着你的洛恩的倩影,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要让你看出我年轻时所有美好的、心爱的东西,永远对我是弥足珍贵的。
……我的格言一直都是:无日不动笔;即使有时我让艺术之神小睡,那也是为了让它醒来时精神更加饱满。我希望自己能再有几部作品流传于世;之后,我就像个老顽童似的,在正直的人们中间结束尘世生涯。[1] ……在我所获得的荣耀中,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我接受过法国已故国王赐予的一枚勋章,上面镌刻着:国王赠与贝多芬先生;另外,还附有一封十分谦逊的信,是皇家侍从长,夏特尔公爵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老朋友,今天就写到这儿吧。往事的回忆充满了我的心,寄出它的时候我会禁不住流下热泪。这只不过是个引子,不久后你就能收到我的第二封信;而你越是给我写信,我就越高兴,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的友情达到这种程度。别了。请替我亲吻你亲爱的洛恩和孩子们。别忘了我。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永远爱你的,你的忠实的、真正的朋友。
贝多芬
致韦格勒书
于维也纳,1827年2月17日
我真诚可敬的老朋友!
很高兴我从布罗伊宁那里收到了你的第二封信。现在我的身体还是很虚弱,真的无法给你回信了;但你可以想象得到,你跟我说的一切都是我所期盼且欢迎的。至于我的康复(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医生们什么都没说,但我清楚,非得进行第四次手术不可。我现在变得很有耐心,我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的……今天,我还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说啊!可是我太虚弱了:我什么都做不成,只能在心里拥抱你,拥抱你和你的洛恩。真诚地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忠实的老友。
贝多芬
致莫切特斯书
于维也纳,1827年3月14日
我亲爱的莫切特斯!
……2月27日,我进行了第四次手术;现在又出现一些确切的征兆,过不了多久就得做第五次手术。如果一直这样,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将会是个什么结果?——我的命运真是艰难至极啊!我听任命运安排,但只求上帝能够可怜我这个悲惨的人,让我在有生之年,在忍受着死神的折磨时,不要再为窘迫的生活而操心。这样一来,我就有勇气去承受上帝的意志,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管它是多么的悲苦,多么的可怕。
……您的朋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关于音乐
为了达到更美的效果,没有哪一条规则是不可打破的。
音乐应该使人类的精神迸发出火花。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至高无上的启示……凡是能参透我音乐的内涵的人,必能摆脱寻常人无法摆脱的苦难。
(《致贝蒂娜书》)
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并把它的光芒遍洒人间。
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心中所蕴涵的东西必须流露出来,我正是为此而写作的。
当神明跟我说话,我写下它告诉我的一切时,我心里想的是一把神圣的提琴,这你会相信吗?
(《致舒潘齐希书》)
按照我写曲子的习惯,即创作器乐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着全部轮廓。
(《致特赖奇克书》)
不用钢琴写曲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逐渐培养一种能力,把我们所向往的、所感受的东西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对于高贵的灵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致鲁道夫大公书》)
描写属于绘画。在这一点上,诗歌与音乐相比,也可说是幸运的;它的领域不像我的那样局限;但另一方面,我的领域能够在其他区域得到更远的延伸;而且,别人不可轻易到达我的王国。
(《致威廉·热拉尔书》)
在艺术范围内,自由与进步是方向标,就像在整个人生中一样,是人生的目标。如果说现代人不如我们的祖先那么坚定,那么,文明的精炼至少拓展了许多的事情。
(《致鲁道夫大公书》)
我的曲子一旦写完,我就不再对它加以润色。因为我相信一个真理:部分的变更会影响作品的特点。
(《致汤姆逊书》)
纯粹的宗教音乐只能用声乐来表现,除了荣耀归于主或其他这类作品。所以我偏爱帕莱斯特里纳的作品;但是,如果在不具备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宗教观的前提下去仿效他,那是荒谬的。
(《致管风琴手弗罗伊登贝格书》)
当你的学生在弹钢琴时,能够做到指法恰当,节拍准确,音符也弹得挺准确,那么你只需留心风格,别因为一点小错误而打断他,等一曲终了时再向他指出来。——这种方法可以造就音乐家,但不管怎么说,这是音乐艺术的最初目的之一[2]……有关表现技巧的段落,可以让他轮流运用全部手指……当然,如果手指用得少些,能获得人们所说的“贵如珍珠”之美誉,但我们有时更喜欢其他珠宝。
(《致切尔尼书》)
在古代大师中,只有德国人亨德尔和赛巴斯蒂安·巴赫才是真正的天才。
(1819年,《致鲁道夫大公书》)
我整颗心都在为“和声之父”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伟大而崇高的艺术跳动。
(1801年,《致霍夫迈斯特书》)
我一向崇拜莫扎特,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崇拜他。
(1826年,《致斯塔德勒神甫书》)
我赞赏您的作品,甚于其他一切戏剧作品。每当我听说您有新作问世,我都欣喜若狂,比对我自己的作品更感兴趣:总之,我敬重您,喜爱您……您将永远是我最敬重的当代人中的一个。如果您能给我写几句回信,那将带给我无比的快乐和安慰。艺术凝聚人们,尤其是真正的艺术家;或许您愿意把我列入其中。
(1823年,《致凯鲁比尼书》)
关于批评
作为艺术家,人们从未听说过我对所有论及我的文章有一丝一毫的关注。
(1825年,《致肖特书》)
我同伏尔泰有同样的想法:“被苍蝇咬上几口,英勇的骏马也依然会奔驰向前。”
(1826年,《致奥古斯特·冯·克莱思书》)
对于那帮蠢货,让他们说好了。他们的饶舌绝不能使任何人不朽,也绝不能使阿波罗指定的人丧失其不朽。
(1801年,《致霍夫迈斯特书》)
[1]此时,贝多芬并未想到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第一百三十号作品四重奏修改的结局部分,是他最后的作品。此时,贝多芬在多瑙河畔小镇兄弟家里生活。
[2]1809年,特雷蒙男爵这样说道:“贝多芬的弹奏技巧并不高,有时连指法都是错的;常常忽视音的性质。但谁能想到今天的贝多芬竟成了演奏家?听者纷纷沉浸在他的思想中,至于他的表现手法,似乎并不被人注意。”


更新时间2010-12-27 13:37:21  字数:6658

序言
在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国家博物馆里,有一尊大理石雕像。这尊雕像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1]称为“胜利者”。“胜利者”是一全身赤裸的青年,昂首挺立。低低的额头上盖满了卷曲的头发。他单膝顶在一个胡子拉碴儿的阶下囚的背上,那囚犯蜷曲着身子,脑袋向前伸,看上去像一头牛。但是,战胜者并没有看他。正当他举起拳头将要击下去时,他停住了,把充满悲伤之情的嘴巴和犹豫不定的目光移向别处。他身子后仰,胳膊向肩头折回。他已经不需要胜利了,因为胜利让他感到厌倦、厌恶。他虽然是胜利者,但同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是被征服者。
这尊“胜利者”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至爱,也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件永远保留在他的工作室中的作品。这个疑虑的英雄形象,这尊折翼的胜利之神,曾经多少个日日夜夜引起米开朗基罗的思考!米开朗基罗去世后,好友达涅埃尔·德·沃尔泰[2]深知他的心思,想把“胜利者”安置在他的墓地旁——因为他知道,那就是米开朗基罗本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他一生的象征。
痛苦是伴随着生命而存在的,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它是由于世事无常而引发的,诸如贫穷、疾病、命运之不公、人心险恶等因素;有时又是源自人本身,这时,它同样是可怜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们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他们既不要求生,更不希望成为他们现在这副德行。
而伴随米开朗基罗一生的,正是这后一种苦痛。他有力量,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战斗力量,这也使他从出生起就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之中。他为征服而生,并能战而胜。但是他征服了什么呢?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所期盼的。真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拥有英雄的天才,却没有英雄的意志,赋有专横的激情,而缺少执著的愿望,这是多么尖锐、可悲的矛盾啊!不要认为我们在看过如此多的伟大人物之后,又发现了另一个伟大!我们永远都不会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而这个世界难以容下他。
精神的忧虑并不能成为一种伟大的标志。即使是被认为是伟大的人,如果他们个人与世界之间、生命与生命原则之间缺少和谐,那么这种忧虑的精神将无法成就伟大:因为它是弱点。——为什么要试图隐瞒这一弱点呢?难道最软弱的人就不值得去爱吗?——其实他才是更值得爱的人,因为他更需要爱。我绝不会树立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英雄典范。我憎恨卑怯的理想主义,他们总是将目光从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脆弱上移开。必须去对那些轻易相信豪言壮语、甘愿被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且努力地去爱它。
我在这里介绍的命运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表现,它源自每一个人内心的最深处;它不断地吞噬着灵魂,在将生命彻底毁灭前它绝不会离开。这是伟大的人类群体中最强大的典型性代表,一千九百多年来,他一直向西方发出痛苦和信仰的呼唤,他,就是基督徒。
将来,在经过多少个世纪之后,或许有一天——如果人们还能记住我们在这个尘世中所经历的事情的话——那些活着的人会深陷于这个消失的种族的深渊之中,如同但丁站在第八层地狱的边缘一样,心中充满了怜悯、惊叹和憎恶的复杂感受。
但是,与我们这些真正置身于这些复杂情感之中的人相比,谁又能对这种心情有更深的体会呢?——我们就曾见过我们最亲爱的人在其中挣扎,——我们已经尝到了基督教悲观主义所具有的苦涩、醉人的滋味,而在我们有所怀疑时,又不得不去努力,以免像其他人那样,在犹豫之中,不自然地堕入神圣的虚幻之中去!上帝啊!永恒的生命,你是那些今生无法生存的可怜人的庇护所!信仰,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对人生信心的一种缺乏,对未来信念的缺乏,对能够拥有勇气与欢乐的不自信!……我们知道,您对痛苦的胜利是在失败了多少次的基础上才建立的啊!……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如此地爱你们,因为我为你们不平,也赞赏你们的悲伤。你们可以使世界变悲伤,但你们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丽。当你们的痛苦不再存在时,世界将变得更加贫乏、凄惨。在这懦弱者的时代里,——他们既在痛苦面前颤抖,又吵闹着要求他们的幸福权,而那往往只是造成别人痛苦的权利,——让我们敢于面对痛苦,并尊敬痛苦!让欢乐受到赞颂,让痛苦也受到颂扬!欢乐与痛苦就像两姐妹,她们同样神圣。她们造就世界,并培育伟大的心灵。她们是力量,她们是生命,她们是神明。只有体验、品尝过她们的人,才真正知道生存的价值和离开人生的温馨。
罗曼·罗兰
序篇
他是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个中产者。
——当时的佛罗伦萨,就像是一座座暗黑的宫殿。那里的塔楼如长矛一样直戳天空,那里的山丘蜿蜒枯索,在淡蓝色的天空下呈一条条的细线,一丛丛低矮的小杉树和一条银色的橄榄树林有如波浪般起伏着、摇曳着。
——在佛罗伦萨,一切都是那么的典雅高贵。那里有面容苍白,带有讽刺表情的洛伦佐·德·梅迪契[3],有大嘴巴的马基雅弗利[4]和桑德罗·波提切利[5]的名画《春》,以及患有贫血病淡金色头发的维纳斯[6]。这些作品在此相聚。佛罗伦萨是一个拥有狂热、骄傲、神经质般性格的城市,而且易于沉溺在所有疯狂、盲目的信仰之中,经常受到各种宗教、社会歇斯底里的震颤。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而每个人又都是专横的。这里的生活非常舒适,可又与在地狱中没有丝毫差别。
——佛罗伦萨的公民是聪明的、顽固的、热情的、易怒的,他们口若利剑,生性多疑,互相试探、彼此嫉妒。这里容不得列奥纳多·达·芬奇[7]的自由思想,人们只能像苏格兰的清教徒那样,在幻想的神秘主义里了却一生;而形似山羊、双眼炽热的萨伏那洛拉[8]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焚烧的艺术作品的火堆转着圈跳舞;三年后,那火堆死灰复燃,烧死了撒弗劳诺内这个先知先觉者。
在那个时代、那个城市里,他同其他褊狭、激情、狂热的人们纠缠在一起。
当然,他对他的同胞们也没有丝毫温婉之情。那胸怀宽广、豪放不羁的才气让他对那些社团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庸的写实、感伤的情调、病态的精雕细刻不屑一顾。他对待他们时的态度是冷漠、粗暴的,但他却从心底里爱他们。在对待自己的祖国时,他并没有像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用含着微笑的冷漠态度来对待祖国。因为当他远离佛罗伦萨时,他会为思乡之情所苦。[9]他一生竭尽全力地想要留在佛罗伦萨,但始终没有如愿。在战争的悲惨年月,他想,“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至少死后要回到佛罗伦萨”。[10] 米开朗基罗是地道的佛罗伦萨人,他一直都为自己的血统与种族引以为豪,甚至比对自己的天赋都更加自豪。他甚至不允许别人把他当作艺术家:“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我是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11] 精神上,米开朗基罗算得上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贵族阶级的所有偏见。他甚至说:“只有贵族才能从事艺术。”
对于家庭,他怀有一种宗教的、古老的,甚至于是野蛮的观念。他可以为这个高贵的家庭牺牲一切,而且希望别人能同他一样。就像他说的,他“甘愿为家庭卖身为奴”。有时为了一点点小事,他都会为家庭动感情。他蔑视自己的兄弟,对他的侄子——他的继承人——也是嗤之以鼻。但是,对于兄弟和侄子,他都把他们看作是家族的代表而表示尊重。他曾多次在信札中提到他的家族: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不要让我们的血统中断……”
这个家族所特有的一切迷信、狂热,他都具有。他同他的家人们就像是上帝用湿泥团创造出来的人群一样,而在这群泥团中,迸发出澄清一切的成分——天才。
不相信存在天才、不知道天才是何物的人,可以看看米开朗基罗。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受天才的困扰。天才所特有的气质似乎与他本人的气质完全不符: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占了他的内心,并让他受到奴役。尽管他意志坚决,但也无济于事;而且,甚至可以说:连他的精神与心灵都被俘虏了。这是一种疯狂的爆发,是他那过于柔弱的躯体和心灵所无法胜任的,是一种亢奋的生命力,令人身心疲惫,无法抑制。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疯狂中,米开朗基罗奋力地生活着。旺盛、过度的力量令他感到痛苦,也迫使他行动,不间断地行动,一刻也不能休息。
“为了工作,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从来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拼命工作,”他写道,“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什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工作状态,不仅使他的工作量越积越多,而且还让他增添了许多无法按期兑现的订单。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工作狂,堕入到了偏执的癖性之中。他甚至想要雕刻山峦。如果他要建造一座纪念碑,他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到石料场选择材料,同时还要修筑道路来搬运它们。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手工制作者;他还坚持独立完成一切,例如像建造宫邸、教堂,他都要亲力亲为。事实上,这是一种判罚苦役的生活。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在他的信札里,我们可以随处看得到这样可怜的语句:
“我几乎顾不上吃饭……因为我没有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我没有生活必需品……我身无分文,我赤身裸体,我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我生活在贫困与痛苦之中……我同苦难进行着斗争……”
其实,这种苦难是虚无的。米开朗基罗很富有,他挣了很多钱。[12]但是钱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他依旧像穷人那样生活,像拉磨的驴被自己的活计拴牢。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谁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能自主地去干活受累,因为任何人能不明白这种苦对于他来说,是他自身的一种需要。就连他的父亲——同他脾气极其相似,也责怪他说:
“听你弟弟说,你的生活十分节俭,甚至节俭到悲惨、清贫的地步。当然,节俭是好的,但弄得很悲惨就是坏事了,这是令上帝和人们都不高兴的一种恶习,它有损于你的心灵与身体。你现在年轻,或许感觉不到,但当你渐渐衰老时,以往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痛苦都会显现。不要过得那么悲惨,工作要适度,千万别缺乏营养,不要太劳累……”[13] 但是,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他从不肯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只以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来维持生命。他每天只睡几小时。当他在波伦尼亚忙于雕刻尤利乌斯二世[14]的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竟要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且又不愿意添置新床。睡觉时,他是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一觉醒来,他的腿肿了,不得不把靴子割破。把靴子脱下来时,他的腿皮因连在靴子上而被一起扯了下来。
如此令人惊愕的卫生状况,正如他父亲所料到的,米开朗基罗也因此常常生病。在他的信件中,人们竟发现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其间几次发烧,差点儿让他送了命。他的眼睛、牙齿、头、心脏都有毛病。神经痛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睡觉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米开朗基罗未老先衰,四十二岁时,他就感到自己已经进入垂暮阶段了。四十八岁时,他在信中说,如果工作一整天,他就得休息四五天。但他宁死也不肯去看医生。
与这种肉体所受到的痛苦相比,这种疯狂的工作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还要忍受着悲观情绪的侵蚀。这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在他年轻时,他就绞尽脑汁宽慰他的父亲,因为当时的米开朗基罗就经常被过度狂乱的苦痛所折磨。米开朗基罗的病情比受他照料的人的病情更加严重。这种不间断的劳动,这种从来得不到休息的高度疲劳,使他生性多疑的精神毫无防范地陷入种种迷惘、狂乱之中。他开始怀疑他的仇敌、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族、兄弟、继子。他怀疑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自己早点死。
米开朗基罗为此忐忑不安[15];他的家人也嘲笑他这种整天心神不宁的状态。[16]就像他所说的,他是“在一种忧伤或者说癫狂的状态下”[17]生活的。由于长年的痛苦,他将痛苦变成了嗜好,并且从中觅得了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是让我痛苦,我就愈快乐。”(《诗集》152)
对他来说,没有谁能比他更乐少苦多的了。一切都是痛苦的来源,包括爱和善[18]。
“我的欢乐就是忧伤。”(《诗集》81)
任何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地倾向痛苦而拒快乐于千里之外。在他眼中充满了痛苦,甚至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他唯一的感受就是痛苦。世间所有的悲观失望全凝聚在这句绝望、偏执的呐喊之中:
“无尽的欢乐也抵不过小小的苦痛!……”(《诗集》卷74)
“他那无处施放的力量,”克蒂维[19]说,“几乎已经使他同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他孤单一人。——他恨别人,也被人恨。他爱别人,却不为人所爱。人们对他的感情也是钦佩与畏惧相矛盾的。晚年时期的他,使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威临着他的时代,致使他能稍微心安。他从高处看别人,而别人则从低处向上看他。他从未同时居于高处和低处。他一直忙碌着,即使最卑微的人所享受的那种温馨他都没有享受过,一生之中连一分钟躺在别人的爱抚中酣然入睡的机会都没有。他与女人的爱注定是无缘的。在荒凉的天空中,唯有维多丽亚·科洛娜[20]的友谊,像纯洁闪亮的星,划过夜空。而后周围又是一片漆黑之夜,他的思想像炽热的流星一般,匆匆穿过,这是他欲望与狂乱的梦幻——这是贝多芬所从未有过的情境。因为这样的夜晚只存在于米开朗基罗的心底。贝多芬的忧伤来自人们的过错,他本人是活泼开朗、渴望欢乐的;而米开朗基罗的忧伤深藏于心,致使周围的人感到害怕,敬而远之。于是,他的周围是一片空白。
[1]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所创作的艺术形象,都雄伟有力,充满旺盛的战争精神。
[2]达涅埃尔·德·沃尔泰(1509?—1566),又译作达涅尔·特·沃尔泰雷,意大利雕塑家、画家。他不仅是米开朗基罗的挚友,而且是最有天赋的追随者之一。
[3]洛伦佐·德·梅迪契,十五世纪意大利翡冷翠城(佛罗伦萨)中最具权势与声望的政治家、文学艺术保护者。生前创办了一所雕塑学校,十五岁的米开朗基罗就是该学校的学生。
[4]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名著《君主论》(又译作《霸术》)是政治学必读书,也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
[5]桑德罗·波提切利,十五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也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
[6]此处指的是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此画与《春》是最能体现他绘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
[7]列奥纳多·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画家。他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最著名的作品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
[8]萨伏那洛拉,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反对罗马教廷,曾在佛罗伦萨发动“焚烧虚妄”运动,将首饰、纸牌、淫画等投入火中,并毁掉了若干书籍和艺术品。在一次暴乱中被处以绞刑和火刑。
[9]原文出自1497年8月19日寄自罗马的信。“我的心常常陷入深切的痛苦之中,就像远离家乡的游子一样。”
[10]原文见米开朗基罗《诗集》卷73,第24:“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快乐的,因为它能带给我生时所不能获得的幸福,那就是能让我回到故乡。”
[11]他还说道:“我从来不是画家,更不是雕塑家。为了我那荣耀的家族,我在尽量避免成为这样的人。”
[12]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其罗马的寓所里发现他藏有七千至八千金币。他在佛罗伦萨还有大量存款和地产。但他攒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他自己始终节衣缩食,不求奢华。
[13]在这封信的后面,父亲还补充了一些关于卫生方面的劝告,足见当时文明匮乏的程度:“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头,要注意头部保暖,千万不要洗澡,让人为你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记住千万别洗。”
[14]尤利乌斯二世,罗马教皇,也是一位致力于政教合一事业的政治家。
[15]“我在无休止的猜疑中痛苦地生活着……我不相信任何人,即使睡觉,我都会睁着眼睛……”
[16]1515年,在致其兄弟博纳罗托的信中,说道:“……请不要嘲笑我所写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随意嘲笑别人。在这个时代里,为了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有所担心并非坏事……任何时候,还应该小心为妙……”
[17]米开朗基罗常称自己是“忧郁与疯狂的人”,或者是“疯子与恶人”。而他还曾为自己的疯狂辩护,说疯狂只会对自己造成影响。
[18]米开朗基罗曾经写道:“所有的事物都使我感到悲哀,即便是善,也因为它的短暂而让我的心灵充满苦痛。”
[19]克蒂维,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作家。他也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兼好友。
[20]维多丽亚·科洛娜,意大利著名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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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糟,孤独也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他对自己的自闭。他甚至无法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无法主宰自己,而且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摧残自己。他的灵魂永远在背叛他的才能。人们常说他拥有一种“反抗自己”的宿命,也正因为这种宿命,使他任何伟大的计划都无法实现。这种宿命,就是他自己。这就是他不幸的关键,以及他一生全部悲剧的源泉——大家很难看到或不敢去看的东西——只是他缺乏意志力和怯懦的性格。
在艺术和政治上,他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是优柔寡断的。假如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或两种办法之间让他选一个,他都无法选择。对此,在修建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碑、圣·洛朗教堂的面墙、梅迪契的陵墓时,都足以表明他的犹豫。他总是反复地开始,却始终不能得出结果。他要、又不要,刚一做出抉择,立刻又产生怀疑。在他晚年时,他几乎再也没有完成什么大作:他对这一切感到厌倦。有人称:他的工作都是被别人强加的。有人把他的这种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责任归咎于他的买主们。但大家忘了,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买主们是绝没有办法强逼他干的。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很脆弱,在各个方面都是弱者,因为道德也因为胆怯。他会为各种思虑而感到苦恼,可若是换做性格坚强一些的人,那么这些思虑都会变得不值一提。但是,米开朗基罗拥有一种极大的责任心,致使他不得不去干一些平庸的工作,[1]而这种工作却是任何一个工匠都能做得比他更好的活儿。于是,米开朗基罗既不能履行合同,又不能忘了这些合同,交给别人去做。
他的怯弱源自谨慎与胆小。尤利乌斯二世称他是“可怕的人”,而他在瓦萨里[2]的眼中,却又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简直是谨小慎微到了极点。这个“令大家,乃至教皇们都害怕的人”,却胆小得害怕所有人。与亲王们在一起时,他虽然是胆怯的,可他对那些在亲王权贵面前尽显唯诺的人却十分鄙视,称他们是“为亲王们荷重的驴子”[3]。他一直想逃离教皇,但他却躲不开,而且还要唯命是从。他能够容忍买主们一封封蛮横无理的信件,并且还会恭恭敬敬地答复他们。[4]有时候,他也会气得跳起来,用高傲的语气说话——但自始至终他都是让步者。直到临死前,他都在努力挣扎,但此时他已无力斗争。克莱蒙七世与其他人的说法总是相反的,他是所有教皇中对他最仁慈的一个,他了解米开朗基罗的弱点,并且很怜悯他。[5] 在爱情方面,米开朗基罗已经没有丝毫的尊严,即使在像怀博·特·勃齐奥这样的怪人面前,他都显得非常谦卑。他能够把一个可爱但却平庸的人,就像托马索·特·坎瓦尼里那样的人,当作一个“伟大的天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爱情令米开朗基罗的这些弱点显得颇为感人。当他因胆小畏惧而变得软弱时,这些软弱也仅仅是痛苦的——大家不敢说是“可耻的”——表现。他突然被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于是,他不得不在意大利各处奔窜。1494年,因被一个幻象吓坏了,他便逃离了佛罗伦萨。1529年,他负责守卫的佛罗伦萨被围,他再次从这里逃走,逃到威尼斯,此时的米开朗基罗甚至做好了准备要逃到法国去。随后,他对自己的这种慌乱感到羞耻,他决心弥补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完成自己的使命,直到围城结束。但是,佛罗伦萨被攻陷后,城内许多人都被流戍放逐,他又被吓得浑身发抖!他甚至卑微地恭维放逐官员华洛利——那个刚刚把自己的朋友、高贵的帕蒂斯坦·德·巴拉处死的家伙。唉!他甚至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朋友——那些被流放的佛罗伦萨人。
他又开始恐惧,他为自己的畏惧而羞耻。他瞧不起自己,这种憎厌自己的心情最终使他病倒了,甚至让他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大家都认为他会死去,但他不能死,在他的内心之中,还存有一份疯狂的求生力量。这力量每天都会提醒着他、紧紧拉住他,而这也让他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如果他不再有所行动该多好!可是他不能这样,他必须继续行动。——然而他的行动是源自主动吗?其实,他是在被迫地行动,他像但丁的受难者一样,被卷入自己那疯狂的矛盾的激情中,挣扎着生活。
他该有多么的苦闷!
“让我痛苦吧!继续痛苦吧!在往日的岁月中,我找不到哪一天是真正属于我的!”(《诗集》49)
他曾向上帝发出绝望的呼救:
“噢,上帝!噢,亲爱的上帝!有谁可以比我自己更能左右自己?”(《诗集》6)
如果说他渴望死亡,那是因为他能够从死亡中看见这种令人发疯的奴役生活的结束。当他谈到死去的那些人时,他是多么的羡慕啊!
“你们无须再为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而感到畏惧……未来的日月不会对你们施暴;必须与偶然都不可能再左右你们了……写这些话时,我很难不羡慕。”[6](《诗集58》)
死亡!不再存在于世!不再是自身。逃开万物的桎梏!摆脱对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无法回复我自己!”(《诗集》135)
我们听见这悲怆的呼声从那张痛苦的脸上发出来;他的那两只惶恐不安的眼睛仍然在首都博物馆里注视我们。[7] 他中等身材,宽肩阔背,四肢发达,肌肉结实。因为过度劳作,身体有些变形,走路时,头往上仰着,佝偻着背,腆着肚子。从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8]的一幅米开朗基罗肖像画上,我们看到的他就是这副模样:他侧着身子站立着,身上穿了一件黑衣服;肩头披了一件罗马式大衣;头上缠着一条头巾,外戴一顶深黑色大呢帽,压得低低的。他的脑袋略圆,布满皱纹的额头向外突出。黑色微卷的头发乱蓬蓬地虬结着。一双小且忧伤但却很敏锐的深褐色眼睛里,有着黄褐和蓝褐的斑点。鼻子饱满宽直,中间隆起,但曾被塔里詹尼[9]的拳头击破过。从鼻孔到嘴角有一些深深的皱纹。薄薄的嘴唇长得很细腻,下嘴唇微微前突。颊髯稀疏,长四五寸,像农牧神似的胡须都有了分叉。颧骨突起,面颊塌陷,圈在毛发之中。
从米开朗基罗的整体相貌上,我们可以看到笼罩着他的那份悲哀与犹豫的神情。这完全是诗人塔索时代的面像,深深地烙印着不安与被怀疑所侵蚀的痕迹。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启迪、呼唤着人们的同情。
关于同情,我们不要同他斤斤计较了,就将他追逐一生而并未能获得的那份爱给了他吧。他已经尝到了世间所能尝到的巨大痛苦。他看见自己的祖国遭受蹂躏;他看见意大利落入他人之手数百年;他看到自由的死亡;他看到他所爱的人一个个相继消失;他眼见艺术上的全部光辉,在一束一束地熄灭。
当黑夜降临时,他依旧孤独地留在最后。而在死亡的门槛前,当他回首望去时,他甚至无法聊以自慰地对自己说,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他觉得一生虚度了。一生没有欢乐也是枉然。他把一生献给了艺术也是枉然。
在他九十年的人生岁月中,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没有一天能够享受真正的人生。期间,他一直强迫自己去做那巨大的工作,竟然未能执行他伟大计划中的任何一项。他的那些伟大作品——他最看重的那些作品——没有一件是完成了的。命运的嘲弄使得这位雕塑家[10]只能完成他并不愿意去做的绘画作品。
在那些既给他带来自豪的希望又带来无数的痛苦的作品中,有一些如《比萨之战》的图稿、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在他生前就被毁掉了;另外一些如尤利乌斯的陵墓、梅迪契小教堂也被毁掉了,只剩下他构思的草图了。
在雕塑家吉贝尔蒂[11]的《评论集》中,讲述了巴纳德公爵的一个可怜的德国首饰匠的故事。故事中说,“他可以同希腊古代雕塑家相媲美”,但在他晚年时,他看见自己花费了一生的心血创作的作品被毁掉了。——“他看到自己全部的辛劳都白费了,他便跪倒在地,大声喊道:‘啊,主啊,天地的主宰,万能的神啊,别再让我迷失方向,别再让我跟随除你而外的任何人吧,可怜可怜我吧!’他立刻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隐山林,了却一生……”
米开朗基罗与这个可怜的德国首饰匠一样,到了暮年,他悲痛地回顾着自己虚度的一生,看着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以及众多被毁掉的作品,自己一生的努力与付出都付之东流了。于是,米开朗基罗退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光芒,以及胸怀自由且威严的灵魂,同他一起遁入“那神明的爱,那神明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欢乐颂》雄浑的声音没有嘶喊出来。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发出的都只是《苦难颂》和解放一切的死亡的颂歌。他被彻底击败了。
这就是一位世界征服者。我们享受着他天才般的杰作,同享受先辈们的伟绩一样,不再去想他们为之流过的鲜血。
我愿意将这鲜血呈献于世人,我愿高举英雄们的红旗,让它们飘扬在我们的头顶上。
一力量
1475年3月6日,在卡森蒂诺的卡普雷塞镇,米开朗基罗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出生地位于崎岖不平、“空气清新温和”[12]的亚平宁山脊中,周围布满了岩石和山毛榉。在距离卡普雷塞镇不远的地方,就是阿西斯看见基督在阿尔维尼亚山上显圣的地方。
他的父亲是卡普雷塞和丘西两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生来就是个脾气暴烈、烦躁、“害怕上帝”的人。在米开朗基罗六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家里的五个兄弟,分别是:里昂那多、米开朗基罗、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和西吉斯蒙多。[13] 幼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是在塞蒂涅阿诺的一个石匠家里长大的。后来,他曾开玩笑地说,他想成为雕塑家的志向正是源于石匠妻子的乳汁。进入学校的米开朗基罗只对素描颇感兴趣。“因为这个,他常招到父亲及叔叔伯伯们的白眼,被人瞧不起,并且还经常挨他们的打,因为他们十分讨厌艺术家这个职业,认为家里若出了一个艺术家,那是一大耻辱。”[14]因此,米开朗基罗自幼便知道了人生的残酷与精神的孤独。
然而,他的执著最终战胜了父亲的固执。十三岁时,便进入佛罗伦萨最大、最权威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15]画室当学徒。他最初的几件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说连他那位堪称大艺术家的老师都忍不住嫉妒起自己的学生来。[16]一年后,师徒二人便分道扬镳了。
渐渐地,米开朗基罗开始憎厌绘画了,他渴望从事一种更了不起的艺术。于是他转入罗内·德·梅迪契在圣马可花园开办的雕塑学校。梅迪契亲王很看重他的才华,对他十分感兴趣。他让米开朗基罗住在宫殿里,并允许他同自己的儿子们同席共餐。年幼的米开朗基罗置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被众多的古代收藏品所包围,沉浸在柏拉图派艺术家——玛西尔·菲辛[17]、伯尼维埃尼[18]、昂吉·勃里齐安诺[19]——的博学和诗意的氛围之中。他因这些人的思想而陶醉;由于沉湎于怀古的生活之中,米开朗基罗的心灵充满了古代精神:于是他变成了一位古希腊雕塑家。在“十分喜欢他的”勃里齐安诺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半人半马怪与拉庇泰人之战》这组雕像。
这座威严的浮雕,是由不屈不挠的力与美占主导的优秀作品,它反映出少年的米开朗基罗所具有的武士心魂,及其粗犷坚强的雕刻人物的手法。
后来,他与洛伦佐·迪·克雷蒂、布贾尔迪尼、格拉纳奇及托里贾诺·德·塔里詹尼等人一同前往卡尔米尼教堂,去临摹马萨乔[20]的壁画。他经常嘲讽一些不如他有天赋的同伴。有一天,当他把矛头指向虚荣心极强的塔里詹尼时,招到塔里詹尼的一拳猛击,重重地打在了米开朗基罗的脸上。后来,塔里詹尼对这次打架的事大肆宣扬:“我握紧拳头……”他对贝韦洛克·切利尼[21]讲述道,“我握紧拳头猛力地向他的鼻子打过去,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鼻梁骨全都被击碎了,软塌塌的。如此,我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一个印记。”
然而,异教的思想并没有熄灭米开朗基罗对基督教的信仰之火,但这两个敌对的世界在无休止地争夺着他的灵魂。
1490年,教士撒弗劳诺内开始狂热地宣传《启示录》。当时撒弗劳诺内三十七岁,米开朗基罗十五岁。他看到这位身材矮小瘦弱的布道者被上帝的光芒照耀着。教士用他那可怕的声音,在布道台上对教皇发出了猛烈的抨击,将上帝那把鲜血淋淋的利剑高悬于意大利的上空,向整个意大利宣扬上帝的神威。米开朗基罗同佛罗伦萨城一样,被吓得颤抖,人们纷纷奔上街头,像疯子一般又哭又喊。那些最富有的公民,如罗齐纳、萨尔维亚蒂、阿尔比齐、施特洛等,都强烈要求加入教派。而像比克·德·米朗多尔、勃里齐安诺这些博学者、哲学家,也不再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米开朗基罗的哥哥里昂那多也成为了多明我派的一员。
当然,米开朗基罗没有能避开这种恐惧的传染。当预言者宣称新的塞努斯(上帝之剑),那个小丑人法王查理八世即将到来时,米开朗基罗再次被吓坏了。曾经做过的一个噩梦,都快把他吓疯了。
诗人兼音乐家坎尔迪亚雷是米开朗基罗的一位朋友。一天夜里,他看见罗内·德·梅迪契的影子出现在他眼前,当时那个人衣衫褴褛,半裸着身子;鬼魂命令他告诉他的儿子彼得,说他马上就会遭到驱逐,而且永远都不能回到祖国。后来,坎尔迪亚雷把这个梦告诉了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则鼓励他把这件事如实地讲给亲王听。但坎尔迪亚雷害怕彼得,不敢去说。随后的某天早上,他又跑来找米开朗基罗,惊魂未定地对他说,鬼魂再次又出现了:穿着同样破烂的衣服,并像坎尔迪亚雷一样,躺着,一声不响地盯着他,还给了他一记耳光,以惩罚他没有服从命令。听后,米开朗基罗把坎尔迪亚雷臭骂了一顿,并迫使他立即徒步前往位于佛罗伦萨附近卡尔奇的梅迪契的别墅。半路上,坎尔迪亚雷碰上了彼得。他叫住彼得,把他的梦讲给彼得听。彼得听完哈哈大笑,并命令自己的侍从将坎尔迪亚雷赶走。亲王的秘书比别纳蔑视地对他说:“你真是个疯子。你认为罗内最喜欢谁?是他儿子还是你?就算他要显灵的话,那也是向他而不是向你!”
坎尔迪亚雷遭到辱骂和殴打后,回到了佛罗伦萨。他把这次的遭遇告诉了米开朗基罗,并且告诉米开朗基罗佛罗伦萨真的要大难临头了,米开朗基罗听后害怕极了。于是两天之后,他便仓皇出逃了。[22] 这是米开朗基罗第一次被迷信吓得大发神经。其实在他的一生中,像这样被惊吓而发神经的事还不止一次,尽管他后来对此感到羞惭,但却无法克制自己。
米开朗基罗从佛罗伦萨出来,便逃到了威尼斯。
逃出佛罗伦萨城中的那团“烈火”,米开朗基罗原本焦虑的心马上平静下来了。——当他回到博洛尼亚过冬时,已经将那位预言者及其预言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再次看到了世界之美,也使自己重新振奋起来。他开始悠闲地阅读彼特拉克[23]、薄加丘和但丁的作品。到了1495年春,在狂欢节的宗教庆典与党派斗争最激烈之际,米开朗基罗又回到了佛罗伦萨。
[1]在他为圣洛伦佐雕塑墓像时,他在塞拉维扎采石场待过几年。
[2]瓦萨里,意大利著名画家、艺术史学家,著有《美术家传记》。
[3]出自米开朗基罗与瓦萨里的谈话。
[4]1518年2月2日,红衣教主尤利乌斯·梅迪契怀疑米开朗基罗被他人收买,便泄露一封带有侮辱性的信。米开朗基罗屈服了,在回信时,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心只想取悦于你。”
[5]参照佛罗伦萨被攻陷后,米开朗基罗与塞巴斯蒂安诺·德尔·皮翁博之间的信件。克莱蒙七世十分担心他的健康和苦恼,并且还为他辩护,说好话。
[6]此句源自米开朗基罗在1534年,为悼念去世的父亲创作的诗篇。
[7]此种描写是根据后世画家、艺术家们所画的米开朗基罗的肖像而得。
[8]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葡萄牙微型画画家、作家。
[9]塔里詹尼,佛罗伦萨派雕刻家、画家。移居英国后,成为英国第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倡导者。
[10]米开朗基罗称自己是“雕塑家”而不是“画家”。
[11]吉贝尔蒂,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青铜器雕塑家。
[12]米开朗基罗认为,自己的天赋源自于故乡“清新温和的空气”。
[13]在五个兄弟中,米开朗基罗是长子。
[14]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15]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画家。长时期在佛罗伦萨开绘画作坊,培养了一些青年画家,米开朗基罗即出其门下。
[16]对于如此伟大的艺术家,会妒忌自己学生的才华,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这是导致米开朗基罗离开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直到晚年,仍十分尊敬自己的第一位老师。
[17]玛西尔·菲辛,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所翻译并注释的柏拉图以及其他古典希腊作家的作品,促成了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的文艺复兴,影响欧洲思想达两个世纪之久。
[18]伯尼维埃尼,意大利诗人,因通过诗歌的形式演绎了菲辛的精神恋爱理论,所以闻名。
[19]昂吉·勃里齐安诺,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者。
[20]马萨乔,十五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画家,也是最早将人文主义融入到艺术之中的先驱。
[21]贝韦洛克·切利尼,佛罗伦萨著名镂金匠、雕刻家。
[22]根据克蒂维的描述,米开朗基罗的逃跑时间是1494年10月。
[23]彼特拉克,意大利著名诗人。他与后两位作家均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更新时间2010-12-27 13:45:22  字数:4316

此刻,他已摆脱了身边那份你撕我咬的狂热,为了要向撒弗劳诺内派的疯狂发起进攻,他雕刻了被同代人视为是一件古代作品的《睡着的爱神》。米开朗基罗在佛罗伦萨仅待了几个月之后,就去了罗马。直到撒弗劳诺内死去,他都是众多艺术家中最具异教精神的一个。就在撒弗劳诺内焚烧那些被认为是“虚荣与异端”的书籍、饰物、艺术品的那一年,他又雕刻了《醉了的酒神》、《垂死的那多尼斯》和外形巨大的《爱神》。[1]他的哥哥,变身教士的里昂那多因为当时听信那个预言者的歪理邪说而被追逐。此时,危险纷纷聚集在撒弗劳诺内的头上,而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回到佛罗伦萨来捍卫他。撒弗劳诺内最终被烧死,对此米开朗基罗沉默不语。在他的所有信件中,也找不出一丝关于这件事的痕迹。
虽然米开朗基罗未发一言,但他雕塑了一个伟大的作品《哀悼基督》:死去的基督依偎在圣母的腿上,永生一般的年轻,就像睡着了一样。希腊古典艺术之美呈现于纯洁的圣女与受难的神明脸上。但是,其中却夹杂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这两个美丽的躯体沉浸在哀伤之中。此刻,米开朗基罗的心魂已经被悲伤填满。
令他变得如此阴沉的,不单是那苦难与罪恶的景象。一种专横的力量被注入到他的心里,再也不放过他。他被天才的疯狂所控制着,甚至到死都没能松一口气。他从未幻想过胜利,但他曾发誓要为他自己及家人的荣誉去征服。他毅然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当他的家人向他要钱时,他没有钱,可他却因为那份骄傲而从不拒绝他们。为了寄钱给他的家人,他宁肯卖身都在所不惜。由于营养不良、寒冷、潮湿、过度劳累等因素,米开朗基罗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他常常感到头疼,而且一边的胸腹部有肿胀的现象。他的父亲常责备他不规律的生活方式,但却从未想过要对此负责任。
“我承受的所有痛苦,都是为了你们。”米开朗基罗后来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所有的忧虑,都是为爱护你们而形成的。”[2] 1501年春,他回到佛罗伦萨。
40年前,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事务委员会曾将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交给安斯蒂诺,委托他雕制一尊先知像。这项雕刻工程刚开始不久便停工了。之后没有人敢接手。后来,米开朗基罗把这个雕刻工程接了下来,并最终雕制了一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大卫》。
据说,当地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是一个自认为品味高雅的人,在他察看这尊雕像时,为显示他的高见,对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人物的鼻子太厚了。米开朗基罗便拿起剪刀和一点大理石粉爬上脚手架,在上面一边轻轻地晃动剪刀,一边把大理石粉一点点地撒落,但他丝毫没有碰那鼻子。鼻子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然后,他转过身来对这位行政长官说:
“现在,您看如何?”
索德里尼回答:
“现在,我认为好了许多。您把它改动得颇有生气嘛。”
于是,米开朗基罗爬下脚手架,在一边偷偷地笑。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的那种无声的轻蔑。这是他心灵中所蕴涵的骚动的力。它被不屑与悲伤所占据;它在博物馆墙壁中感到窒息,它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的:需要“广场上的阳光”。[3] 1504年1月25日,艺术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菲比利诺·利比[4]、波提切利、佩鲁古诺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共同商议,讨论该把这尊雕像置于何处。在米开朗基罗的请求下,艺术家委员会决定把它放在市政议会的宫殿前。搬运工作则交给大教堂的建筑师们来完成。5月14日傍晚,《大卫》被从临时的破屋里移了出来。因为大理石像实在是太大了,移出来之前,不得不将门上方的檐墙都拆除掉。夜晚,当地一些百姓向《大卫》投石头,想把它砸毁。为此,相关部门专门派人对此严加看管。雕像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上面微微吊起,让它能够自由摆动而又碰不到地面。它被缓缓地向目的地移动。从大教堂搬到旧宫前,整整花费了四天时间。18日中午,它被搬到了指定地点。夜里,为了保证它的安全,人们在它的四周仍旧严加防范。但是,有些事情是防不胜防的。一天晚上,它还是被石头击中了。
这就是人们往往认为可以作为榜样的佛罗伦萨民众。[5] 1504年,佛罗伦萨市政议会令米开朗基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处于敌对的立场。他们成了死对头。
原本,这两个人就不投机。他们都是孤独的人,按理说应该相互贴近。可是,如果说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相隔很远的话,那么他们俩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二人中最孤僻的是达·芬奇。当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比米开朗基罗年长二十岁。自三十岁时起,达·芬奇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性格细腻,有些腼腆,他那平静又多疑的天性能包容一切,但却无法容忍佛罗伦萨的狂乱与激情。所以他选择离开。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崇尚绝对自由和绝对孤独的人。他与自己的祖国、宗教,乃至全世界都保持了距离,致使他只有与和他有同样思想、追求自由的君王在一起才会舒服。1499年,他的保护人卢多维克·勒摩尔下台,达·芬奇被迫离开了米兰。1502年,他效忠于博尔吉亚亲王。1503年,这位亲王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达·芬奇不得不再次回到佛罗伦萨。在这里,他带着嘲讽的微笑与阴郁而狂躁的米开朗基罗相遇,令后者大为恼火。米开朗基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的激情与信仰之中,他痛恨那些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人,特别是那些毫无激情并且没有信仰的人。所以,达·芬奇越是伟大,米开朗基罗就越对他怀有敌意;并且他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他展示自己的敌意。
“达·芬奇是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而且举止温文尔雅。一天,他同一个朋友漫步在佛罗伦萨的街头。他身穿一件长及膝头的粉红色外套,他那修剪得非常精致、卷曲的长髯飘逸在胸前。圣·特里尼塔教堂旁,几位中产者正在聊天——讨论但丁的一段诗文。看到达·芬奇走过来时,和他打招呼,请他替他们阐释一下诗意。就在这时,米开朗基罗恰巧经过。达·芬奇便说:‘米开朗基罗将为你们解释你们所谈论的诗句。’米开朗基罗认为对方想让自己出丑,于是没好气地抢白道:‘还是你自己去解释吧,你这个做了个青铜马模塑却浇铸不出青铜马的人[6],还毫不知耻地就此住手了的人!’说完,他便扭头走开了。达·芬奇面红耳赤地待在那儿。可米开朗基罗还是觉得不解气,于是又满怀要中伤他的念头嚷道:‘而那米兰的混蛋们还真以为你有能力完成这样一件作品哩!’”(《一个同代人的记述》)
两个人就是这样水火不容,可行政长官索德里尼竟让他们俩共同完成一项工作:装饰市政议会的议会大厅。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强大的两股力量的奇特争斗。1504年5月,达·芬奇开始着手创作《安吉亚里之战》[7]的图稿。3个月后,米开朗基罗接到了《卡希纳之战》的订单。佛罗伦萨也一时间成为了两大各自拥戴这两个对手的阵营。——但时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两件作品已经消失了。
1505年3月,米开朗基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召赴罗马。从此,他也就进入了一生中最英雄的时期。
尤利乌斯二世与这位艺术家生来就有一种默契。他们二人都属于强硬而伟大的人,只要他们之间不出现强烈的分歧,他们是互相补充的。他们的脑子里迸发出庞大的计划:尤利乌斯二世想为自己建造一座能够与古罗马城相媲美的陵寝。米开朗基罗则为帝王的这种傲气而激动、热血沸腾。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巴比伦式的计划,想要建造一座似山峦般的建筑,并在上面竖起四十多尊巨型雕像。教皇对此非常兴奋,立即派他到卡拉雷去,让他在石料场挑选所有用的上等大理石材料。米开朗基罗在山中一待就是八个多月,他似乎被一种超凡的激情所控制。“有一天,他骑马经过此地,看见一座俯临海岸的山峦。他突发奇想,想要把这座山整个雕刻出来,把它雕成一尊巨大的石像,使在海中航行的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当然,如果他有时间,别人也允许他这么做的话,他真会做成的。”[8] 1505年12月,米开朗基罗从卡拉雷回到罗马,他挑选的大理石材料也陆续运到了圣彼得广场,也就是他居住的圣·卡泰里纳教堂后面。“石料堆积如山,令当地市民惊叹,令教皇狂喜。”然后,米开朗基罗便开始了这项工作。心急如焚的教皇三天两头跑来看他的工作进度,“同他交谈,亲热得好似兄弟一般”。为了来去方便,教皇下令在梵蒂冈宫和米开朗基罗的住所之间建起一座吊桥,以便他可以随时与米开朗基罗秘密往来。
但这种优越的待遇并没有持续多久。尤利乌斯二世的性格和米开朗基罗一样,也是变化多端的。他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所以他又提出了一个计划。在他看来,这个计划更能使他的荣光永存:他想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是米开朗基罗的仇敌们怂恿他这么干的。这帮仇敌的人数还真不少,而且势力强大。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才气与米开朗基罗旗鼓相当,但意志力要比他更强的人。他就是布拉曼特·德·乌尔班[9]——教皇的建筑师和拉斐尔的朋友。在这两个翁布里亚[10]伟人与佛罗伦萨狂野的天才之间,不可能产生好感或同情心。但是,如果说他们决心要打击他的话,毫无疑问,主动进攻的一定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不假思索地批评布拉曼特,毫无顾忌地指责他在工程中徇私舞弊。布拉曼特当然立即反击,决心除掉他。
布拉曼特的出现令米开朗基罗在教皇面前失宠。他利用尤利乌斯二世的迷信思想,蛊惑人心,告诉教皇,说生前建造墓地是不祥之兆。于是,他轻松而又成功地让教皇将米开朗基罗的计划停了下来,并代之以实现自己的计划。
1506年1月,尤利乌斯二世再次表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修建陵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推延了。米开朗基罗因此深感受辱,而且修建陵寝所需的费用也已经债台高筑了。他除了痛苦地悲叹,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教皇也不再像往日那般与他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因为他经常求见教皇,教皇便命令自己的御马夫将米开朗基罗逐出了梵蒂冈。
[1]这些作品都创作于1497年,而且均以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
[2]出自1521年《写给父亲的信》。
[3]某位雕塑家想要使自己的工作室光线更好,以便使作品看着更完美。而米开朗基罗则说:“何必那么费劲,直接接触阳光享受阳光多好。”
[4]菲比利诺·利比,佛罗伦萨画家。
[5]大卫圣洁的裸体触及了整个佛罗伦萨人的羞耻心。1545年,有人指责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下流,并写信说:“向佛罗伦萨人学习一些端庄与谦虚吧,用金叶将他们身上可耻的地方遮掩住。”
[6]这里指的是达·芬奇没有完成的弗朗切斯科·斯伏尔扎的雕像。
[7]这是佛罗伦萨人与米兰人的战役,最终以佛罗伦萨人取胜而告终。这个画题是想让达·芬奇难堪,因为他在米兰有许多朋友和保护人。
[8]据克蒂维的记述。
[9]布拉曼特·德·乌尔班,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有成就的建筑师、画家。
[10]意大利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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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洛克主教对御马夫说:
“难道您不认识他?”
御马夫对米开朗基罗说:
“请原谅,先生,我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啊。”
回到住处的米开朗基罗立刻上书教皇:
“圣父,因您的圣命,我今天上午被逐出了宫殿。我想告诉您,自今天起,若您有什么需要我的话,您可以派人去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找到我。”
他将信寄出去之后,便把同他住在一起的一个商人和一个石匠叫了来,对他们说道:
“你们去找个犹太人来,让他将我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卖掉,然后,你们就到佛罗伦萨来找我。”
说完,米开朗基罗便骑上马离开了。当教皇收到他的那封信后,立即派了五名骑手去追赶他。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在波吉耶西追上了他。这些骑手带来了教皇的一则命令:“接到此令,立即返回罗马,否则严惩不贷。”米开朗基罗当时回复道:如果教皇遵守自己的诺言,他就回去,不然,尤利乌斯二世永远都不会见到他。
他又给教皇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意为:
“主啊,如果民间的谚语是真的,那只有那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你相信了谎话与谗言,你赐给真理的敌人酬报。而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你忠实的仆人,我像光芒依附太阳一般地依附着你;我为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你却并不为之动心!我越是拼死拼活地干活,你就越不喜欢我。我曾希望通过你的伟大而使自己伟大,并希望你公正的天平和你那锋利的宝剑能成为我唯一的评判,而不是谎言的回应。只可惜,上帝将德行降临人间时,总要捉弄它,让它在一棵已经干枯的树[1]上开花结果。”
事实上,促成米开朗基罗逃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侮辱。在他写给朱丽安诺·德·森加洛[2]的信中,流露出布拉曼特蓄意要杀掉他。[3] 米开朗基罗离开了,而布拉曼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唯一的主宰。就在他的对手逃走的第二天,布拉曼特举行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奠基仪式。因为他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恨之入骨,所以他想尽方法要把它毁掉。于是他派民众将堆在圣彼得广场上为修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用的大理石料抢掠一空。
另一面,教皇对米开朗基罗的反抗大为恼怒,他向米开朗基罗避难的佛罗伦萨市政议会传发了一道道命令。市政议会把米开朗基罗找来,对他说:“你竟敢耍教皇!连法国国王都不敢这么做。我们不想因为你而得罪教皇,所以,你现在必须回到罗马;但我们会给你一些信函,你可以一同带过去,上面声明:对于你的任何不公都将被视为是冲着市政议会来的。”
米开朗基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尤利乌斯二世委托自己为他建造陵寝,而且他还希望在佛罗伦萨完成这项工作,而不是在罗马。当尤利乌斯二世出发征讨佩鲁斯和博洛尼亚时,他的敕令更加咄咄逼人。于是,米开朗基罗想前往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苏丹通过方济各会请他到君士坦丁堡[4]建造佩拉大桥。
最后,米开朗基罗不得不让步。1506年11月的最后几天,他极不情愿地来到博洛尼亚,尤利乌斯二世以征服者的姿态刚刚攻破该城。
“一天上午,米开朗基罗来到桑佩特罗尼奥教堂做弥撒。教皇的那位御马夫看见并认出了他,便将他带到教皇的面前。当时,教皇正在斯埃伊泽宫里用膳,见到米开朗基罗,顿时怒气冲天,气愤地说:‘应当是你前去罗马参见我们的,可你竟然等着我们到博洛尼亚来看你!’——米开朗基罗听到这些话,马上跪倒在地,请求教皇的饶恕,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心计,而都是一时之气,因为他无法接受被人赶走的侮辱。教皇低着头坐在高处,满面怒气,这时,索德里尼派来的一位为米开朗基罗说情的主教上前插话:‘望圣驾别把他干的那些蠢事放在心上,他都是因为无知才犯错的。您知道的,画家们除了自己的艺术以外,都爱干蠢事。’教皇听到这话竟勃然大怒,吼道:‘你胆敢对他说连我们都从未跟他说过的粗话。你才是最无知的!……滚开,见鬼去吧!’——这位主教并没有马上走开,于是,教皇的仆人们挥着拳头将他赶了出去。此时的教皇因为把怒气都撒在了主教身上,于是便叫米开朗基罗走上前来,宽恕了他。”[5] 重新回来的米开朗基罗为了同尤利乌斯二世和解,不得不顺从教皇的安排。而教皇所具备的专横强大的意志这时又发生了转变。米开朗基罗已经不必再修建陵寝了,因为教皇又想在博洛尼亚建一尊青铜巨雕。米开朗基罗无奈地向教皇申明“他对铸铜一窍不通”,可是没用,于是,他便从头学起了铸铜。可以说这是一件又苦又累的活。米开朗基罗住的房子很破,屋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张床并不完全属于他,他要同两名佛罗伦萨助手拉伯与罗多维克,以及铸铜匠皮尔纳迪鲁共享它。一年零三个月过去了,米开朗基罗忍受着各种烦恼,拉伯和罗多维克竟会偷盗他的钱财,于是米开朗基罗与他们闹翻了。
米开朗基罗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道:“拉伯那个混蛋。大家都认为是他和罗多维克完成了所有的作品,或者至少是在他俩与我合作的基础上,我才完成的。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主人,直到我将他扫地出门,他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主人,他才知道我的厉害,他才知道自己是被我雇用的。最终被我像赶畜生一样赶走。”
对此,拉伯和罗多维克感到十分不满,在佛罗伦萨,他们肆意散播谣言来攻击米开朗基罗,甚至还向米开朗基罗的父亲勒索钱财,说米开朗基罗偷了他们的钱。
而接下来,那个铸铜匠的无能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我原以为那位智慧的皮尔纳迪鲁师傅懂得铸铜,哪怕是没有火也能铸,是我太相信他了。”
1507年6月,当铜像铸到腰带部分时,这项工程宣告失败。一切必须重新开始。米开朗基罗为了这件作品一直忙到第二年的2月份。他的身体差点儿累垮。
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上,米开朗基罗曾说道:“我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我生活在极端恶劣、极其劳累的情况下。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什么都不想。我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还将继续忍受着。于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我还要造一塑雕像的话,仅以我这辈子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因为那是巨人做的工作。”
如此劳累的工作,最终换来的却是悲惨的结局。1508年2月,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竖立在了桑佩特罗尼奥教堂的面墙前,但它只在那竖立了四年。1511年12月,这尊铜像就被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本蒂沃利党人毁掉了;而阿方斯·德·埃斯特则将那些残破的铜块买走,重新铸造了一门炮。
米开朗基罗回到了罗马。尤利乌斯二世又命令他去做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是更加艰巨的任务。他命令这位对壁画技巧一窍不通的画家去绘制一幅西斯廷教堂的拱顶画。这位教皇仿佛就是喜欢强人所难,而且满怀信心地认为米开朗基罗一定能完成。
布拉曼特看到米开朗基罗似乎又要受宠了,他又想方设法地为难他。布拉曼特认为,这次交给米开朗基罗的任务可以让他名誉扫地。而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而且是带有极高危险性的考验,因为就在1508年,他的对手拉斐尔怀着无比幸福之情绘制梵蒂冈宫的组画。米开朗基罗来到教皇面前,竭尽全力地想推辞掉这项可怕的荣耀,他甚至建议拉斐尔取而代之。他再三强调壁画不是他的专长,他绝对完成不了这项重任。可是教皇却执意不肯改变主意,米开朗基罗也只能听之任之。
布拉曼特帮助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里竖起了一个脚手架,并从佛罗伦萨请来了几位有创作壁画经验的画家帮他的忙。可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任何助手都是多余的。一开始,米开朗基罗就表示布拉曼特的脚手架是不合用的,他自己另外搭了一个。至于那些来自于佛罗伦萨的画家,他也觉得有些讨厌,二话没说,就把他们给打发了。“一天早上,他叫人把他们画的东西全砸了。他常把自己关在教堂里,不给那些画家开门,而即使是在自己的屋子里,他也关着门不见任何人。这些画家见此情景,决定回到佛罗伦萨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6] 后来,米开朗基罗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小工开始工作。这项艰巨的任务并未使他胆怯,反而让他有所突破,他决定不仅要像原定的那样画拱顶,而且四周的墙壁也要给画上。
1508年5月10日,米开朗基罗的巨大工程动工了。而这一年,却是阴暗的一年——这是他一生中最阴暗但却最伟大的时期!他是一个传奇的人,是西斯廷大教堂的英雄,他伟大的形象因为这些壁画被人类深深地印在记忆之中。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他痛苦不堪。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写的那些信上感受得到他极大的沮丧,即使他那神圣的思想也无法使他摆脱:
“我现在处于极大的沮丧之中:已经一年了,教皇没有发给我一分钱;我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因为我的工作进展得不是很好,所以自己觉得不配得到什么报酬。但我的工作真是太难了,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是在白白地浪费时间。愿上帝保佑我!”
他的作品《大洪水》刚完成,就开始发霉,而且情况很糟,到最后你都无法辨认各个人物的相貌了。米开朗基罗拒绝继续工作下去。但教皇不听他的理由。他只好继续工作下去。
除了身体上的疲劳和心理上的烦躁,家族的纠缠更让米开朗基罗忙中添乱。全家人不仅都靠他养活,而且家人们还拼命盘剥他、压榨他。他的父亲终日为没有钱而哀叹、呻吟。他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给父亲安慰与鼓励,让父亲振作精神,虽然他自己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您无须烦躁,这些事根本算不得是人生折磨……只要我有什么,我就保证您不会缺什么……即使您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只要有我,您将永远不会缺少什么……我宁愿自己受穷,只要有您在,即使拥有全世界的金子也抵不过你的存在……如果您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争得一丝荣誉,那么,在这个世上您只要有吃有穿就足矣了。就像我现在这样,忠诚地与基督生活在一起,我虽很穷,但我不用为生活、荣誉而苦恼。事实上,我生活在极大的艰难与无尽的猜疑之中。这十五年来,我不曾过一天好日子。我全身心地赡养您,可是您却从未承认也不相信。愿上帝宽恕我们吧!我已做好了准备,我要永远这样做下去,只要我能够!”[7] 他的三个弟弟也都依赖着他,经常等着他寄钱给他们,等着他给他们谋职位。他们毫无顾忌地搜刮着他在佛罗伦萨积攒下来的那笔小小的资产。他们经常到罗马来,住他的吃他的。博纳罗托和乔凡·西莫内要他帮忙盘一个店铺,而西吉斯蒙多则要这个兄弟为自己在佛罗伦萨附近购置田产。然而无论米开朗基罗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感激,反而认为是他欠他们的。米开朗基罗明知道自己被他们剥削,可碍于面子的他不愿拒绝,以示自己无能,所以一直都对他们百依百顺。但这几个家伙却得寸进尺,他们趁米开朗基罗不在家时,虐待父亲。这件事激怒了米开朗基罗。他像对待坏小子那样用鞭子抽打他的兄弟们。他恨不得把他们统统杀光。
“乔凡·西莫内:
俗话说,善待好人会使自己更好,而善待恶人则会让恶人更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对你好言相劝,苦苦地恳求你改恶从善,与父亲和我们友好相处,但你却越来越过分了……我可以同你好好谈谈,但我发现那只是白费口舌。我干脆跟你说吧,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我在维持你的生活,而这是出于我对上帝的爱,因为我认为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我的兄弟。但此刻,我发现你不是我的兄弟,因为,如果你是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恐吓我的父亲。你就是个畜生,以后我将像对待畜生那样来对待你。你要知道,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威胁被虐待都会为父拼命……下不为例!……我已经说过了,在这个世上,你一无所有。假如我再听到关于你的哪怕一点点恶行,我就收回你所有的财产,并且把不属于你的房屋和田地放火烧掉。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如果我出现在你身边,我将让你看样东西,你一定会痛哭流涕,知道自己是靠了什么才这么嚣张狂妄……如果你愿改过自新,你愿意尊敬照看你的父亲,我将帮助你就像帮助别的兄弟一样,而且,不久之后,我会帮你选一家很好的店铺。但是,如果你不照做的话,那我一定会回去好好处理你的事情。我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个什么玩意儿,让你明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拥有什么……就说到这里吧!语言上若有什么欠缺,我将用事实来补充好。
米开朗基罗于罗马
另外补充一句:过去的这十二年里,我在意大利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生活,我忍受着各种羞辱与艰难,过度的劳累让我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因为我在用我的性命去拼去搏。我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将我们的家业重整起来一点,而你却在一旁嘻嘻哈哈地将我那么多年来吃苦受累创下的一点基业毁于一旦!……我向上帝发誓,这不算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能把这样的人分裂成碎片,分成成千上万块。——因此,你最好学乖一些,不要把对你怀有热情的人逼得无路可走!”
然后,他又写信给西吉斯蒙多:
“我现在生活得很苦闷,我极度疲惫。在这里我没有朋友,当然我也不想有朋友……平日里我很少有时间自由自在地吃顿饭,所以请不要再和我说一些烦恼的事情了,因为我已经无法忍受丝毫烦恼了。”
最后是他第三个弟弟博纳罗托——在施特洛家的商店里工作。他向米开朗基罗索要了一大笔钱,之后还恬不知耻地继续搜刮他的哥哥,而且宣扬自己花在哥哥身上的钱要比哥哥寄给他的多得多。
[1]干枯的树暗示了尤利乌斯家族的图案。
[2]朱丽安诺·德·森加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工程师、雕刻家。
[3]米开朗基罗曾说:“这不是我离开的唯一原因,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只是我不愿意说罢了。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此刻我留在罗马,那么这里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这是我离开的主要原因。”
[4]今为伊斯坦布尔。
[5]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6]根据万塞里耳记述。
[7]1509年至1512年间,写给他父亲的信。


更新时间2010-12-27 13:47:03  字数:4954

“我对你的这种忘恩负义很感兴趣,”米开朗基罗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我很想知道你的钱都是从哪来的;我很好奇你是否知道你们从新圣玛丽亚银行取走了属于我的二百二十八杜卡托?当你拿走我寄回家里的另外好几百金币时,你是否知道你在用我的钱?是否知道我是多么的辛苦来资助你们。我十分想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一切!——如果你还有一点智慧和勇气承认事实的话,请不要再说‘我花了自己好多好多的钱’,而且你也不会跑到我这里来诉说你那些令我烦躁的事情了,把我过去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忘在脑后。或许你会说:‘米开朗基罗很清楚他对我们说了什么,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做,那一定是他被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情给耽搁了:我们耐心等待吧。’当马儿奋力向前奔跑时,就不应再用马刺戳它,让它跑得超出它的能力所限。你们从来都不了解我,现在也一样。愿上帝饶恕你们!是上帝赐予我恩泽,让我能尽力地帮助你们。或许只有当我不在人世时,你们才能真的了解我。”
米开朗基罗深陷于这种忘恩负义与妒羡的环境之中,一面忍受着盘剥他的可耻家庭,一面躲避着窥伺他的失败的顽固敌人,米开朗基罗苦苦地挣扎着。可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完成了西斯廷大教堂那件了不起的作品。这背后他花费了何等可悲的代价啊——他差点儿抛开这一切,再次逃走。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也许是他自己想死。
教皇因米开朗基罗的迟缓,且坚持不让他看作品而愤怒。他俩骄傲的性格就像阵雨来临前的乌云发生相撞一般。克蒂维曾经说道:“有一天,教皇问他什么时候能画完,米开朗基罗依照自己的习惯回答他:‘当我能画完的时候。’教皇听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举起手中的拐杖就向他打去,嘴里还连连重复:‘当我能画完的时候!当我能画完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跑回自己的住处后,便收拾行装,准备离开罗马。但教皇马上派了一个人到他家,并且带给他五百杜卡托,竭力抚慰他,请他原谅教皇。米开朗基罗接受了教皇的致歉。”
可是第二天,俩人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终于有一天,教皇怒气冲冲地对他说:“难道你希望我把你从脚手架上扔下来吗?”米开朗基罗见状不敢再说什么,只好让人撤去脚手架,展露出自己的大作,而这一天,正巧是1512年的万圣节。
可以说,这一天是盛大而又阴沉的节日,是祭奠亡灵的日子,也最适合让这件骇人的作品揭幕的日子。因为这部作品充满生杀一切的神灵——这是像暴风雨般聚集着一切生命之力的神明,具有横扫一切的力量。
二在崩裂的力
从这项需要巨人之力的工作解放出来的米开朗基罗虽然感到一丝荣耀,却已经精疲力竭了。一连好几个月,他都要仰着头画西斯廷大教堂的拱顶,“他的眼睛都被弄坏了,以致好长一段时间,当他读一封信或看一件东西时,他都习惯性地把它们举到头顶上,才看得清楚。”[1]有时,他也会对自己的残疾自嘲:
“艰难困苦使我变了样,就像那些被水泡胀了的伦巴第……我的肚子尖伸向下巴,我的胡子冲向天,我的脑袋弯向肩,我的胸好似一只鹰;画笔的颜色滴在我脸上,画成了一幅富丽图案。我的腰部向体内缩进,使臀部成为控制平衡的关键。我摸索着行走,却看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我的皮肉前面长后面短,就像一张叙利亚的弓。我的智力与我的身躯一样的怪诞,因为弯曲的芦苇是无法吹出曲子来的……”[2] 我们千万别被米开朗基罗这种玩笑似的话语所蒙蔽。他十分苦恼自己竟会变得如此这般丑陋,因为他比谁都更喜欢形体美。对他来说,丑陋是一种耻辱。[3]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几首短小的情诗中看出来。米开朗基罗的忧伤因为爱的煎熬而尤为剧烈。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得到一丝爱的回报。因此,他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通过诗歌来发泄自己的情和苦。
童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就能够创作诗歌,而作诗也是他热烈需要的。在他的素描本、信件、散页上,都写满了经过他反复推敲、润色的诗句。遗憾的是,1518年,他把自己青年时代大部分诗稿都焚烧掉了,剩下的部分也大多在他去世前毁掉了。但他留下的少数诗歌也足以显示他对诗歌创作的热情。
米开朗基罗最早的诗似乎是1504年在佛罗伦萨创作的[4]:
“爱神啊,如果我能胜利地抵抗住你的疯狂,我的生活该有多么幸福啊!但是现在,唉!我涕泪沾襟,我感受到了你强大的力量……”
1504至1511年间,他创作的两首短小的情诗,或许是写给同一个女子的,其中的词句真是饱含悲痛之情,令人揪心:
“是谁硬将我牵引到你身边?……唉!唉!唉!……我被紧紧地捆绑住了。但我依旧是自由的!……我怎会不复属于我自己呢?噢,上帝!噢,上帝!噢,上帝!……是谁在硬生生地将我与自己分离?……谁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噢,上帝!噢,上帝!……”[5] 1507年12月,在一封从博洛尼亚发出的信的背面上,写着这样一首十四行诗。其中对于肉欲的精确描绘,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波提切利来:
“鲜艳的花冠戴在她的金色的秀发上,她是多么幸福啊!鲜花竞相轻抚她的额头,谁能够第一个亲吻她?终日紧束着她的胸部的长袍实在是个幸运儿。金色的衣料不知疲倦地摩擦着她的面颊与香颈。要数最幸运的,应该是那条轻束着丰乳的金丝带。这条腰带好像在说:‘我愿永远将她搂住……’啊!……那我的双臂又能做什么呢!”
在一首带有自省意义的长诗中——很难确切引述,米开朗基罗运用非常直白的词语表达了自己悲伤的爱情:
“一日见不到你,我就得不到安宁。一旦见到你,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了食物……当你对我微笑,或者你在街上与我打招呼时,我的心就会腾地燃烧起来……当你同我说话时,我的脸会激动得发红,导致我说不出话来,而我那巨大的欲望会顿时消失……”
接下来一声声痛苦的哀呼:
“啊!无穷无尽的苦痛,当我一想到我钟情的女子根本不爱我时,我就感到肝肠寸断!让我怎么活呀?……”
在梅迪契家庭小教堂圣母像的画稿旁,米开朗基罗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当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时,我却独自在阴暗中忍受煎熬。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而我却躺在冰冷的地上,在痛苦中呻吟,哭泣。”
在米开朗基罗独具代表性的雕刻与绘画中,唯独缺少爱的一面。在作品中,他只表露出自己最英勇的思想。他似乎认为在作品中加入心灵脆弱的一面是可耻的。他仅在诗歌中倾诉自己内心软弱的情感。只有到诗歌中,才能寻找到这颗被粗犷的外表包裹着的胆怯而温柔的心的秘密:
“我在爱;我为什么来到人世?”
西斯廷的任务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也去世了。[6]米开朗基罗终于回到了佛罗伦萨,回到了他一心牵挂着的事业上来:建造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他签了合同,保证在七年之内完成这项工程[7]。而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8]。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事实上,这是一段忧伤但宁静的成熟时期,西斯廷时期的狂热也渐渐平缓下来,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恢复了平静一般。米开朗基罗创作了最完美的作品,这是一个完美实现了其激情与意志平衡的作品:《摩西》和藏于卢浮宫的《奴隶》。
但这种平静转瞬即逝,生命的狂潮几乎在顷刻间重新掀起;他再次堕入黑夜之中。
新教皇利奥十世竭尽全力地想要把米开朗基罗从前任教皇的光辉中拉出来,而让他为自己的家族大唱凯歌。对于新教皇来说,这只是自尊的问题,而不是真的欣赏米开朗基罗的才华。因为单单凭借他那伊壁鸠鲁派的思想,是根本无法理解米开朗基罗的忧郁的天赋。他将所有的恩宠都倾注在拉斐尔一人身上。但是为西斯廷大教堂增光的那个人是意大利的骄傲,所以利奥十世想让这个人成为自己的奴隶。
利奥十世要米开朗基罗修造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教堂——圣·洛朗教堂的正门。米开朗基罗想要与拉斐尔一争高低——因为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拉斐尔已经成为罗马艺术上的君主。这也使米开朗基罗不由自主地又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而他又不想放弃之前的工作——修建陵寝。但事实上,要想兼顾这两项工作是不可能的,这将成为他无尽的烦恼愁苦的缘由。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让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与圣·洛朗的正门齐头并进。于是,他打算把大部分工作交给一名助手去干,自己只塑几个主要的雕像。但是不久后,他无法容忍自己与他人分享荣誉。而他又担心教皇收回成命,于是他恳求利奥十世把自己拴在这新的锁链上。
他已经不能再建造前任教皇的陵寝了,但更可悲的是,他甚至连圣·洛朗教堂的正门也没有修建好。他不但拒绝了所有合作者,而且他那可怕的怪癖——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喜欢单枪匹马——使他无法踏实地在佛罗伦萨做自己的事情,反而跑到卡拉雷去监督采石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梅迪契家人希望使用佛罗伦萨最近刚被收购的皮耶特拉桑塔采石场的石料,他们并不喜欢卡拉雷采石场的石料。但米开朗基罗的观点却与之相反。由此,米开朗基罗被新教皇无端地指责被人收买了。为了服从教皇的命令,米开朗基罗又遭到卡拉雷采石场的责难,他们与航运水手联合起来,让米开朗基罗找不到一条船来运送他的石料。于是,他不得不再修筑一条穿山越岭的路,其中有一段路还是架在木桩上的,以便穿过沼泽地带。当地的工人又不愿意为筑路付出,而且还不会干活儿。采石场是新建的,工匠们也都是新手。米开朗基罗不由得发出感叹:
“我想征服山峦,把艺术带到这里来,可这件事却同让死人复活一样的艰难。”
尽管这样,他依旧坚持着:
“我承诺的事,就一定会做到,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我将成就一项在意大利从未出现过的最漂亮的事业,如果上帝愿意帮助我的话。”
多少力量,多少热情,多少才气,全都枉费了!因为疲劳与烦恼,再加上过度操心,米开朗基罗病倒在塞拉韦扎。他很清楚自己的健康与梦想都被这苦役活儿给损毁了。他被终将开始干活儿的欲望与无法干活儿的焦虑死死地缠绕着。还有其他无法兑现的承诺[9]也一直在追逼着他。
“我急得就坏死掉了,这些挥之不去的厄运让我无法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痛苦得要命,我令别人误会,认为我是个大骗子,虽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过失……”
回到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大理石运过来的时间。但此时的阿尔诺河干涸了,满载着石料的船只无法溯流而上。
石料终于被运来了:这下该可以开工了吧?不行。他再一次回到采石场。他坚持必须等到大理石料堆积成山(如同当初建造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时那样)方可开工。他把开工日期一拖再拖,也许他害怕开工。他是不是夸口说了大话?许诺接手这么巨大的一项建筑工程,他是不是太冒失了?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专长,他到哪儿学去?此时此刻,他进退两难。
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确保大理石能安全运输。在运往佛罗伦萨的六根独石巨柱中,有四根在途中断裂了,还有一根在刚到佛罗伦萨时也断裂了。显然,他上了自己的工人们的当。
最后,教皇和梅迪契红衣主教眼见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被白白浪费在采石场和泥泞的路上,开始不耐烦起来。1520年3月10日,教皇颁布一道敕令:取消了在1518年与米开朗基罗签订的关于加高圣·洛朗教堂面墙的合同。但米开朗基罗并不知情,直到他看到一队队代替他的工人到达皮耶特拉桑塔时。他受到了残酷而又沉重的打击。
米开朗基罗后来说道:“我不会同红衣主教计较我在这里所浪费掉的三年光阴,我也不愿哭诉自己这个圣·洛朗的活计毁损到了怎样的地步,我更不想和他讨论这些年别人对我是如何的侮辱。他这般急匆匆地委任我,而又匆匆地将我撤销:我甚至连其中的原因都来不及搞清楚!也就更没有必要和他计较我为此所损失的全部开支了……现在,这件事情可以总结为:利奥教皇收回了已经被选用的石料的采石场,而我也只剩下手中的五百杜卡托,以及你们还给我的自由!”
[1]根据瓦萨里的记述。
[2]出自米开朗基罗的《诗集》卷9。
[3]亨利·托德在他的《米开朗基罗与文艺复兴的终结》中,就强调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4]在写诗的这张纸上,还画有战斗时的人和马。
[5]出自米开朗基罗的《诗集》。
[6]尤利乌斯二世逝世于1513年2月21日,当时正是西斯廷天顶画完成的三个半月。
[7]此次合同中的新计划要比旧计划更加让人吃惊,因为其中包括了三十二座雕像。
[8]在这段时期,米开朗基罗只接受了一项工作,即《弥涅瓦的基督》。
[9]这里指的是《弥涅瓦的基督》和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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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米开朗基罗很清楚一点,他不应该指责他的保护者们,而是他自己。这也是他最痛苦的地方。因为他始终是在跟自己争斗。1515至1520年间,正是米开朗基罗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之时,可他都做了什么?黯然无色的《密涅瓦基督》——一件根本看不出米开朗基罗成分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而这部作品也是他的未完成。
在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最后几年里,即1515至1520年,当各种灾难尚未葬送意大利的春天时,拉斐尔创作了《演员化妆室》、《火室》,以及各种题材的杰作,其中包括修建公主别墅,领导建造圣彼得大教堂,领导众人进行古迹挖掘,筹备庆典,修建纪念碑,掌管艺术,还创立了极被追捧的画派,之后,拉斐尔满载着丰硕的成果溘然长逝。
在经历了幻灭的悲苦、时光在浪费后的绝望、梦想的破灭、意志的瓦解后,米开朗基罗在之后的一些作品中,充分表达了自己这段时期阴暗的一面。例如梅迪契家族的陵墓,尤利乌斯二世纪念碑上的那些新雕像[1]。
重获自由的米开朗基罗,终生处在从一个羁绊转换到另一个羁绊的过程中,他不自愿地更换着主人。不久后,红衣主教尤利乌斯·德·梅迪契当上了教皇,更名为克雷蒙七世。从1520至1534年,这位新教皇成了他的主宰者。
上台后的克雷蒙七世在民众口中有许多非议。毫无疑问,他同其他教皇一样,也想把米开朗基罗占有己有,成为夸扬自己家族的工具。但米开朗基罗一如既往地对教皇没有太多的抱怨,因为没有一个教皇会像克雷蒙七世这样,对他恩爱有加,也没有哪一位教皇能够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持久而强烈的热情,更没有谁像他那样,如此了解米开朗基罗脆弱的意志,懂得在必要时如何鼓励他,让他振作,阻止他不要做枉费精力的事情。即使在佛罗伦萨发生骚乱和米开朗基罗反叛之后,克雷蒙七世对他的爱护仍然不减。但是,仅仅靠一个教皇的慈悲是无法医治这颗伟大心灵的烦躁、狂乱、悲观和致命的忧愁。一个主人的慈悲又有何用?他毕竟是主人啊!……
后来,米开朗基罗说道:“我曾为诸多教皇服务,但那都是一种无奈与逼迫。”[2] 一点点荣耀和一两件佳作不值得一提。这与他的梦想相差甚远!……但老已将至。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暗淡、阴沉。文艺复兴之火似乎就要熄灭,罗马即将受到蛮族的入侵与蹂躏。一个悲哀、可怕的神的阴影即将重重地压在意大利的思想上。米开朗基罗已经感受到悲惨即要到来的征兆,他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苦恼之中。
可以说,是克雷蒙七世把深陷忧虑及焦头烂额的米开朗基罗从艰难的工作中拯救出来了,他希望在自己的力量下,使米开朗基罗将才华运用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他开始密切注视米开朗基罗。克雷蒙七世最先指派他的任务就是建造梅迪契家族的小教堂和陵墓[3]。他想让米开朗基罗全身心地为自己效力,于是他劝说其加入教派[4],承诺会赠给他一笔教会俸禄,可是米开朗基罗拒绝了。执著的克雷蒙七世并不介意,仍给了他一笔月薪,并且是高于他所要求的三倍之多,并且把一幢与圣·洛朗教堂毗邻的房子赠给了他。
一切似乎进展得很顺利,教堂的工程也积极地进行着。但是突然间,米开朗基罗提出要放弃那幢房屋,并拒绝接受克雷蒙七世按月发给他的薪俸。他又要经历一场灰心退缩的危机。因为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者们不能饶恕他放弃已开始的工作;他们威胁他说要控告他,指责他为人不诚恳老实。一想到要打官司,米开朗基罗就吓得发了疯。他那颗脆弱而又善良的心告诉他,他的对手们言之有理,于是他责怪自己失约。所以,他认为只要没将他从尤利乌斯二世那儿拿到的钱退还回去,他就不可能接受克雷蒙七世的钱。
“我无法再工作下去了,我快活不成了。”[5]他这样写道。他恳求新教皇能够帮他在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者面前疏通疏通,然后帮他偿还他欠他们的全部钱:
“我将卖掉属于我的一切,来偿还欠您的钱。”
或者准许他放下手中的工作,而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尤利乌斯二世纪念碑的建造上:
“我乞求从这项义务中解脱出来,这种急切的奢望比求生的奢望还要强烈。”
一想到克雷蒙七世哪一天突然去世,他就会受到他的敌人们的追逼,像小孩子一般绝望地哭泣。他曾这样说道:
“如果教皇把我撇下,那么我将无法再生存于世……我搞不清楚自己在写什么,因为我已经昏头涨脑了……”
然而,克雷蒙七世并没把这位艺术家的绝望放在心上,他坚持要他继续修建梅迪契家族的小教堂。就连艺术家的朋友们也弄不明白他的种种顾虑,只是劝说他不要再出什么洋相,不该拒绝月薪。一些朋友以为他这样做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胡闹,所以请求他以后不要再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也有一些朋友给他写信,说:
“我听说您拒绝了您的薪俸,而且还放弃了教皇赐予你的那幢房子,现在的你甚至还停止干活儿了,我认为这些纯粹是疯癫的行为。我亲爱的朋友,我善良的伙伴,您不啻和你自己为敌,这样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您没有必要再去管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了,你应该欣然地收下您的薪俸,因为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给您的。”
米开朗基罗仍然很执拗。教廷的司库就此戏耍他,当真取消了他的月薪。可怜的米开朗基罗穷途末路,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便不得不重新向教皇请求他原本拒绝的那份钱。最初,米开朗基罗十分羞惭、畏怯地要求:
“亲爱的乔凡尼,既然羽毛笔比舌头更大胆,那么我将要把我想说又羞于开口的话,通过写信的方式传达给您:请问,我还能得到月俸吗?……即使我确信自己不可能再获得,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仍将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教皇服务。但我会调整我所做的事情。”
后来,受生活所迫,米开朗基罗又写了一封信:
“经过仔细考虑,我知道教皇是十分看重这件圣·洛朗的作品的。而教皇不让我为生计所累,赏赐我月俸,也是为了能使我加快工作进程。但我却拒绝了您的好意,这其实也是在耽误工作嘛。因此,我改变了初衷。对于之前我一直不要的这份月俸,现在,出于各种难言之隐,我想重新得到它……不知您是否愿意赐予我,从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一天算起?……请问您希望我何时去取?”
或许是对方想教训一下他,于是便装聋作哑。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月俸。在他苦恼不堪的工作过程中,他抱怨这些烦忧把他的想象力堵塞了。
“……烦恼使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无法手上做着一件事脑袋里却在做另一件事,尤其是在雕塑创作方面。有人说所有的烦恼可以启发刺激我创作的灵感,可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这些只会刺坏我,让我倒退。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拿到月俸了,所以我一直在同贫困斗争:我孤独地陷在艰难之中,而且我的艰难已经够大的了,致使我无心顾及艺术,我也无法雇人来帮我。”
有时,克雷蒙七世会因他所受的痛苦而打动,于是命人将自己的同情心友好地传达给米开朗基罗。克雷蒙七世向他保证,“只要他活一天,他就会恩宠他一天”。但没事找事的梅迪契家族却不甘寂寞,又来找他的麻烦。他们不仅没有减轻他的重担,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要有一个无聊的巨像,巨像头上要顶着一座钟楼,而胳膊要做成一个壁炉。米开朗基罗不得不为这一怪念头花费很长一段时间。除此之外,他还不得不解决他与他的工人们、泥瓦匠们、车夫们之间的问题,因为他们受到八小时工作制的先驱者们的蛊惑。
同时,家庭的烦恼也有增无减。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脾气也随年纪的增加而增大,有时甚至蛮不讲理。有一天,父亲竟然从佛罗伦萨逃走,而且还说是被米开朗基罗赶走的。于是他给父亲写了封感人至深的信:
“亲爱的父亲,昨天回家时没有见到您,顿时吓得我不知所措。现在,我知道您是在埋怨我,还说是我将您赶走的,对此我更加惊愕不已。从我出生以来,我敢说我没做过丝毫令您不高兴的事。而我所忍受的所有痛苦,也都源于我对您的爱……我始终站在您这边……就在前几天,我还同您说起,只要我活着,我就将我全部的精力奉献给您,我现在再一次向您承诺。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把这些给忘了,真让我感到惊诧。您应该是很了解我的,这三十年来,您和您的儿子们都知道,我是如何自始至终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你们好的,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您为何还要到处散播是我把您赶走的呢?您看不出这种事情对我的名声有多大的影响吗?现在让我心烦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所有的烦心事都因您而来!您就这样回报我吗?……但是,该怎样就怎样吧。我心中无愧,我深信自己从未让您丢脸,也从未带给您伤害。可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原谅我,就当我的确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吧。请您原谅我,就当是在原谅一个放荡不羁、只知道给您添麻烦、干尽坏事的儿子吧。我再次恳求您,求您原谅我这么一个悲苦的人。请不要再把那种所谓把您撵走的恶名加在我头上,因为对我而言,我的名誉要比您所认为的重要得多。无论怎样,我都是您的儿子呀!”
如此深刻的爱、如此多的谦卑,也仅仅使这位顽固的老人家暂时平息怒火。一段时间过后,他又指责儿子偷了他的钱。被逼无奈的米开朗基罗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我不知道您究竟要我怎么样?如果我活着会带给你痛苦,让您受累的话,那么我想您已经找到办法将我摆脱了,不久之后,您就能够掌握您认为我拥有的财宝的钥匙。当然,您这样做很好,因为每一个佛罗伦萨人都知道您无比富有,都听说过我总偷您的钱,都认为我应该受到惩罚。而您将被众人颂扬!……您想要我怎样,就尽管说、尽管喊吧,但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工作。
[1]这里指的是雕像《胜利者》。
[2]出自1548年米开朗基罗写给他的侄子的信。
[3]此项工程早在1521年就动工了,可是直到1523年11月,在克雷蒙七世的积极推动下,才继续修建,同时,米开朗基罗还接受了圣洛伦佐图书馆的建筑任务。
[4]此处指方济各教派。
[5]1525年4月19日,写给教皇的管事的信。


更新时间2010-12-27 13:48:42  字数:4405

您逼得我向您索要二十五年来我所给您的一切。我原本并不想说,但最终我不得不说!……您要清楚……人只能死一回,一旦死去就无法弥补自己所做的错事。您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愿上帝保佑您!”[1] 这就是米开朗基罗从他的家人那儿得到的关爱与帮助。
“忍耐吧!”在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如此叹息。“只求上帝不要使他感到不快的事情也让我不愉快!”
处在这种愁苦之中的人,工作自然得不到进展。1527年,当那些将意大利弄得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突然降临时,梅迪契家族小教堂的雕像一个都没有完成。因此,从1520至1527年这段时期,米开朗基罗唯一增添的只是比他前一阶段的幻灭与疲惫更多的幻灭与疲惫。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这十多年来,他没有带来一件完成之作、一项实现了的计划,也更没有欢乐。
三绝望
对于所有烦恼的事物以及他对自己的厌恶,1527年,佛罗伦萨爆发的洪流将他卷了进去。
在这段时间,米开朗基罗在政治事务上,表现出了以往的犹豫与畏惧,这与他在生活和艺术上所受的苦一样。他永远无法调动自己的情感来协调梅迪契家族的相关事宜。这个性情柔弱而又暴躁的天才在行动中始终是胆怯的。面对世界上的强权,他不敢冒险与之在政治或宗教上进行斗争。从他的信件中,自始至终都反映着他在为自身、在为家人担忧,害怕他们受到牵连。万一哪一天他因一时的气愤而说了些反对专制行为的话,惹来麻烦。他经常写信给家里人,嘱咐他们要小心谨慎,必要时少说为妙,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就赶快逃离。
“就像瘟疫时那样,要成为最先逃离的一波人……与钱财相比生命更有价值……要息事宁人,不可树敌;除了上帝,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也不要随口说谁的好话或坏话,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未来,所以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搅和任何事。”
身边的兄弟及朋友都在嘲笑米开朗基罗胆小怕事,并且认为他是个疯子。[2] “请不要嘲笑我,”他伤心地说,“一个人不该嘲笑其他人。”
事实上,这位伟大的天才的战战兢兢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对于他那病态的神经却是值得人们同情,这种神经使他成了恐惧的玩偶,虽然,他同恐惧进行了斗争,但最终也没能战胜它。危险即将到来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走,但在经过了一番磨难的洗礼下,他竟能强逼着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去承受如此大的危险,这样一来,他更加的了不起。另外,他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害怕,因为他更加聪明,而他的悲观主义精神使他能够更清楚地预见意大利的种种不幸。可是,为了让天生怯弱的米开朗基罗卷入佛罗伦萨这场革命的洪流中去,则必须让他处于一种绝望的激愤之中,才能够让他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底蕴。
这是一个富于反省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中却充满了强烈的共和思想。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信心十足或激情狂热时所流露出来的话语中感觉得到,尤其是他后期同他的朋友们,例如卢伊吉·德·里乔、安德尼尔·佩特罗和多纳托·杰罗蒂亚[3]等人,在谈话时的表现就更加明显。杰罗蒂亚曾在其《但丁神曲对话录》中引述过他们的谈话。[4]朋友们都感到很惊讶,对于但丁会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而把恺撒放在其上感到疑惑。当朋友们向他问起这件事时,米开朗基罗则向刺杀暴君者大加颂扬,说道:
“假如你们认真地阅读过首段的诗篇,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其实但丁对暴君们的本性知之甚详,而且他十分清楚暴君所犯下的罪恶其实正是神人共弃的罪恶。于是他将暴君们归属到‘残害同胞’这一类人之中,罚他们入第七层地狱,终日忍受沸水的煎熬……既然但丁如此看待这一问题,那么他必然会将恺撒视为他的祖国的暴君,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他也纯属正当之事,因为杀暴君,并不是真的杀人,而只是在杀一个长有人头的野兽。所有的暴君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真正的人类的爱,他们是丧失人性的兽。他们对同类没有丝毫怜爱之心,不然他们就不会抢夺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了,更不会成为践踏他人的暴君了……由此可见,诛戮暴君的人算不得乱臣贼子。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恺撒也并不是犯罪。首先,他们刺杀的是一个令每个罗马公民都坚持要依照法律杀掉的人;再者,他们杀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5] 因此,当罗马被查理五世的大军攻陷、梅迪契一家被放逐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当地人民的国家意识与共和观念顿时被激发出来,准备揭竿起义。而一向对政治唯唯诺诺的米开朗基罗竟然冲到了佛罗伦萨起义队伍的最前面。平日里,这个劝诫家人要像躲瘟疫那样逃避政治的人,此刻却处于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之中,好像对什么都无所畏惧。米开朗基罗留在了瘟疫与革命肆虐的佛罗伦萨。他的兄弟博纳罗托因为感染瘟疫死掉了,并且死在了他的怀抱中。1528年10月,米开朗基罗参加了守城会议。第二年年初,他被选为城市防御工程的监管。同年4月6日,他又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的防工事总监,任期一年。6月,他被派往比萨、阿雷佐和里沃那等城市,视察城市的防护工作。7月和8月,他又来到费拉雷,检查那里最著名的防御工事,并且同公爵兼防御工程的专家商讨相关问题。
在米开朗基罗看来,佛罗伦萨的防御重中之重就是圣米尼亚托高地,因此他决定建一些炮台以加强这个地区的防御能力。但是,不知何故,行政长官坎宁培十分反对他这种决定,而且还想方设法地要把米开朗基罗从佛罗伦萨赶出去。米开朗基罗也疑心坎宁培和梅迪契党人有意要甩掉他,不让他守护佛罗伦萨城,于是他便在圣米尼亚托住了下来,再没搬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身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他那生性多疑的毛病,令他很容易就相信流传在整座城里种种叛变的传言。而这一次的传言却是空穴来风。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顶替了可疑的坎宁培,成为新一届的行政长官,但令人不安的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军队的司令,最终他却将整个城拱手让给了教皇。预感到马拉泰斯塔会叛变的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惶恐与担忧告诉了市政议会。“市政长官卡尔杜奇非但没有感谢他,反而还臭骂了他一顿,斥责他就是个疑神疑鬼、胆小怕事的人。”[6]后来,马拉泰斯塔得知米开朗基罗在背后揭发他,便在城里散布谣言,说:“像米开朗基罗这种德行的人,为了躲避一个危险的对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马拉泰斯塔在佛罗伦萨有权有势,像个大元帅似的。米开朗基罗知道自己算是完蛋了。
“然而,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我将毫不畏惧地等待战争的结局。”米开朗基罗这样写道,“但是,就在9月21日的早上,一个人跑到圣尼古拉门外——我当时正在炮台上——悄悄地对我说,假如我想活命的话,就不能再待在佛罗伦萨。于是我请他一起回到了我的住处,并同他一起吃了饭。他将我的马牵过来,目送我出了佛罗伦萨,他才离去。”[7] 韦尔奇另外补充道:“米开朗基罗将一万二千金弗洛令缝在了三件衬衫上,然后还将这三件衬衫改制成了短裙。在逃离佛罗伦萨城的时候并不顺利,他是从把守不是很严的正义门逃出城的,当时与他一起逃的还有里纳多·科尔西尼和他的学生安德尼尔·米尼。”
几天后,米开朗基罗这样写道:“我的背后,不知道是神还是鬼在一直推着我。”
其实,使他有这种怪异感觉的,正是他那惯常的荒唐恐惧的魔鬼在怂恿着他。据说,就在他们逃到卡斯泰尔诺沃时,他在前任行政长官坎宁培的住处下榻时,他将自己的遭遇与预感绘声绘色地描述给他,竟使老人受惊过度,九天后便死去了!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可以想象,当时的米开朗基罗是处于怎样的恐惧之中。[8] 9月23日,米开朗基罗来到费拉雷。处在狂乱中的天才拒绝了公爵的盛情邀请,不肯留在城堡,他要继续逃亡。两天后,他便逃到了威尼斯。市政议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找到他,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是,羞愧粗犷的米开朗基罗再一次拒绝权势之人,选择在乌德卡隐居。其实他认为自己躲得还不够远,他想逃到法兰西。就在他到达威尼斯的当天,就写了一封急切的信,致弗朗斯瓦尔一世在意大利采购艺术品的代理人帕蒂斯坦·德·巴拉:
“我亲爱的朋友,帕蒂斯坦,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要到法国去。但是,当我来到威尼斯时,我向当地人打听路径。人家告诉我,若想去法国,必须穿过德国的境地。这对我来说,这是十分危险而且艰难的路。您还要去法国吗?……请您尽快给我答复,我在哪儿等着您呢?我们一起走……如果收到此信,请尽快回答我,因为我十分急迫地要去法国。假如您没有去法国的意思,也请您告诉我,以便我下定决心独自前往……”
法国驻威尼斯使节拉扎尔·德·巴尔夫连忙给弗朗斯瓦尔一世和蒙莫朗西陆军统帅写信,请求他们趁此机会,一定要把米开朗基罗留在法国。而法国国王也马上表示,可以赐给他一笔的年金和一幢房子。但是,接收信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弗朗斯瓦尔一世的第二封信到来时,米开朗基罗早已回到了佛罗伦萨。
疯狂的热度渐渐退尽。在寂静的吉乌德卡,他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的恐惧而感到羞惭。整个佛罗伦萨都在沸沸扬扬地谈论着他的逃亡。9月30日,市政议会下达命令,凡逃亡者,若在10月7日之前不归,将判处反叛罪。到了这一天,所有逾期未归的逃亡者都被宣布是叛逆者,而且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但是,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名列其中,而且市政议会给了他最后的期限。这是因为佛罗伦萨驻费拉雷的使节加莱奥多·朱尼,提前通知佛罗伦萨的最高统领,米开朗基罗并没有及时得到这样的法令,而且他告诉对方说米开朗基罗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家乡,如果佛罗伦萨会赦免他的话。最终,市政议会真的饶恕了米开朗基罗,而且还命石匠巴斯蒂阿诺·迪·弗朗切斯科将一张特别通行证带到威尼斯,交给米开朗基罗。同时,巴斯蒂阿诺还给他带了十封友人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全都是恳求他回去的。其中有一封是豪爽的帕蒂斯坦·德·巴拉写给他的,这是一封充满对祖国热爱之情的召唤信:
“您所有的朋友,不管持哪种观点,都绝不迟疑、异口同声地恳求您回来,为了您宝贵的生命、伟大的祖国、亲爱的朋友,以及您的财产和荣誉,当然,还为了享受这个您曾经强烈渴求与盼望的新时代。”
[1]1523年6月,他写给父亲的信。
[2]1515年9月,写给弟弟博纳罗托的信中提到:“你不是你们所认为的疯子……”
[3]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图胸像》就是为多纳托·杰罗蒂亚创作的。
[4]其中谈论的问题是,但丁究竟在地狱中度过了多长时间,是从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还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天的早上?于是,他们向米开朗基罗请教,因为他是最熟悉但丁的作品的。
[5]米开朗基罗还将暴君、世袭君王,以及合法的王公贵族区别开来:“这里,我所指的不是那些拥有百年权威或民意的大公,他们以与人民协调一致的精神成为城市的统治者……”
[6]根据克蒂维的记述:卡尔杜奇真应该听取他的这番好意,因为当梅迪契卷土重来时,便将他处死了。
[7]1529年9月25日,写给巴蒂斯塔·戴拉·帕拉的信。
[8]根据克蒂维的记述。


更新时间2010-12-27 13:49:39  字数:5245

米开朗基罗深信,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自己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可怜的人儿却成为了梅迪契家族归来后,反动势力的第一批受害者。
米开朗基罗被帕蒂斯坦的话打动了。他回来了,慢慢地回来了。帕蒂斯坦·德·巴拉前往卢克奎,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可一连等了好几天,到最后都快不抱希望了。[1]直到11月20日,米开朗基罗才重新回到佛罗伦萨。[2]三天后,市政议会撤消了对他的指控,但却决定未来三年内不允许他参加大会议。[3] 回到佛罗伦萨后,米开朗基罗自始至终恪尽职守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后来,他又恢复了在圣米尼亚托的职位,而此时的圣米尼亚托已经被敌人炮击了一个月之久。米开朗基罗重新加固高地上的防御工事,还发明了一项新武器,用棉花和被褥把钟楼覆盖住。据说,被包裹住的大教堂并未遭到破坏。关于他在围城期间的最后一个行动,即1530年2月22日的一则消息上说:米开朗基罗爬到大教堂的圆顶,以监视敌人的行动,并且可以察看圆顶的状况。
可是,预感到的灾难最终还是发生了。1530年8月2日,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叛变。12日,佛罗伦萨投降,皇帝把整座城交给了教皇的特使巴乔·华洛利。于是,行刑活动开始了。刚开始几天,任何人都无法抵制战胜者们的报复行为。而米开朗基罗的那些挚友们,例如帕蒂斯坦·德·巴拉,就是第一批被杀害的。据说,此时的米开朗基罗藏身在阿尔诺河对岸的圣尼科洛教堂的钟楼里。当然,他完全有理由害怕,因为城中传言他曾经想拆毁梅迪契府。但是,克雷蒙七世并未减少对他的关爱。按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所说的,在得知米开朗基罗深陷围城的紧张时期里,克雷蒙七世感到很寒心,但他也只能耸耸肩膀,说:“米开朗基罗真不应该,我从来都没有要伤害他。”[4]当怒气渐渐消了,克雷芒七世便给佛罗伦萨城的政府写信,命令全城寻找米开朗基罗,并且还补充了一点:如果米开朗基罗愿意继续修建梅迪契家族的陵寝,那么他将受到他应有的待遇。[5] 于是,米开朗基罗从他的隐避所走了出来,重新担负起他那曾经遭人反对的荣耀的工作。可怜的天才还不止于此,他还同意为一个人——曾替教皇干过各种坏事的工具、杀害其好友帕蒂斯坦·德·巴拉的刽子手巴乔·华洛利,雕刻《拈手搭箭的阿波罗》。不久之后,他竟然否认那些被放逐的人是他的朋友。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被一个可悲的弱点逼得不得不卑怯地在物质力量的暴虐淫威下低下他那高贵的头,只为保全自己追求艺术的梦,不然它就会被任意扼杀!他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用在了建造一座超凡脱俗的纪念碑上,这是不无缘由的。他同彼得一样,当听到雄鸡啼唱时不止一次痛哭流涕。
被逼着说谎,被迫奉承华洛利,被迫对乌尔班公爵大加歌颂。为此,米开朗基罗感到痛苦不堪、羞愧难当。他只好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把一切虚无狂乱统统发泄其中。事实上,他并非为梅迪契家族雕刻,而是在雕刻自己的绝望。当别人指出他所雕刻的朱丽安诺和罗内·德·梅迪契不像时,他巧妙地回答:“待千年之后,谁又能分辨出像与不像呢?”他将其中一个雕成“行动”,另一个雕作“思想”,基座上的那些雕像则是在诠释这两尊雕像——《昼》与《夜》,《晨》与《暮》——它们似乎道出了人世间的痛楚以及对现世的厌恶。这些象征着人类痛苦的不朽之作完成于1531年。这是绝妙的嘲讽!但任何人都看不出来。当乔凡尼·施特洛看到这尊雕像——可怕的《夜》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夜》,因你的目光而妩媚地睡着的《夜》,是一位天使在这块岩石上雕刻而成的;正因为它熟睡着,所以它活着。假如你怀疑,请将她唤醒,她将同你说说话。”
对此,米开朗基罗回答道:
“对我来说,睡眠是甜美的。而能够成为顽石是难能可贵的,只要罪恶与耻辱还在无休止地进行着。眼不见耳不闻对我来说是一大幸福。因此,请不要叫醒我,啊!请轻声说话!”[6]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这样呼喊道:
“人们睡在天空中,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占有许多人的好的东西!”
被奴役的佛罗伦萨城同他痛苦的呻吟相呼应[7]:
“您神圣的思想,请不要被扰乱迷茫。以为已把您从我这儿夺走的那个人,注定享受不到大罪大恶的乐趣,因为他时刻感到惴惴不安,会异常恐惧。对于恋人们来说,细微的欢乐都会令他们感到完满的快乐,因为它浇灭了欲念,只有苦难才会因希望过大而使欲念增强。”[8] 罗马的遭劫、佛罗伦萨的陷落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理智的破产与崩溃。许多人的精神都因此而堕入到哀苦的深渊之中,一蹶不振。
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则加入了一个及时行乐的怀疑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我竟会走到这步田地,即使宇宙塌陷,我似乎都毫不介意,因为我嘲笑所有的事物……我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罗马遭劫前的那个巴斯蒂阿诺,我再也不能还原我自己了。”
此时的米开朗基罗甚至想到自杀:
“如果自杀被允许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心怀信仰但却过着奴隶般悲惨生活的人来说,我认为他是最应该给予这种权利的。”[9] 米开朗基罗的精神出现了极其混乱。终于在1531年6月,他病倒了。克雷蒙七世竭力抚慰他,但也无济于事。他让他的秘书和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转告他,不要过度劳作,生活要有节制,更要在轻松的条件下干活,有时间就要出去散散步,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一样。同年秋天,大家开始担心他的身体,甚至是他的生命。他的一个朋友在写给华洛利的信中说:“现在的米开朗基罗已经精疲力竭了,他都瘦得不成人形。我最近同布贾尔迪尼以及安德尼尔·米尼说起过:我们一致认为,假如我们不认真地关怀、关心他,他将活不了多久。他干了太多的活儿,吃得却又少又差,而且睡眠严重不足。一年来,他整日忍受着头疼、心口疼的折磨。”——教皇克雷蒙七世真的担心起来。1531年11月21日,他下达指令,除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和梅迪契家族陵墓,禁止米开朗基罗做任何别的工作,否则开除他的教籍。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照顾他的身体,“使他能继续活下去,以便能更久地为罗马、为他的家庭、为他自己增光添彩”。
克雷蒙七世保护着他,使他免受华洛利们和阔绰的乞丐们的烦扰,因为这些人总喜欢跑来找他要艺术品,并且要求他替他们创作新的作品。“当有人向你求画时,”教皇派人代笔写信给米开朗基罗,“你就把画笔系在脚上,随便画上几道,说:‘画画好了。’”当尤利乌斯二世的承继人开始对米开朗基罗实施恐吓时,教皇克雷蒙七世还常在他们之间充当说客。[10]1532年,乌尔班公爵的代表们和米开朗基罗就陵墓事宜签订了第四份契约:米开朗基罗答应另外再造一座新的小陵墓,[11]计划在三年内完工,所有费用都由米开朗基罗承担,并再付两千杜卡托,作为偿还他以前从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承者那儿得到的一切。“只要在作品中使人感受到你的一些气息就可以了。”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在信中对米开朗基罗说。多么可悲的条件啊!米开朗基罗签下的是他一项伟大计划的破产,为此,他还要付一大笔钱!年复一年,米开朗基罗的每一件绝望之作,都是他生命的破产,是他“人生”的破产。
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计划失败之后,修建梅迪契家族陵墓的计划也泡汤了。1534年9月25日,教皇克雷蒙七世逝世了。幸运的是,当时的米开朗基罗并不在佛罗伦萨。他早就在佛罗伦萨活得胆战心惊了,因为城中的亚历山大·德·梅迪契公爵对他恨之入骨。若不是出于对教皇的尊敬,他早就派人将米开朗基罗杀掉了。[12]自从米开朗基罗拒绝建造一座要塞,以控制佛罗伦萨全城,梅迪契公爵对他的仇恨就越演越烈。但对于胆小的米开朗基罗来说,他的行为却是英勇之举,是他对伟大祖国的爱的表现。[13]此后,米开朗基罗就做好了迎接来自公爵方面的任何打击;而当克雷蒙七世逝世时,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不在佛罗伦萨。从此,米开朗基罗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去,他也不愿再见到它。修建梅迪契家族的小教堂计划也告吹了,永远无法完成了。我们所了解的所谓梅迪契家族小教堂,与米开朗基罗最初所梦想的相差甚远,只有一点点相关之处,留给我们的顶多也就是墙壁上装饰的大致构架。米开朗基罗不仅连雕塑的一半都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绘画也没有完成,而且,后来当他的门徒们竭力要找回和补全他的构想时,连他自己都说不出它们当初的情况。[14]就这样,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工作,甚至把所有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
1534年9月23日,米开朗基罗回到了罗马,之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去世。[15]他已经离开罗马二十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三尊雕像、梅迪契家族陵墓原本没有完成的七尊雕像,以及洛朗教堂的过厅、圣·玛丽·德·密涅瓦教堂的《基督》和为巴乔·华洛利创作的《阿波罗》。他在艺术与国家之间丧失了健康、精力和信仰。他失去了最爱的一个兄弟[16],并且失去了他崇敬的父亲[17]。为了缅怀兄弟和父亲,米开朗基罗写了一首痛心疾首的诗,而这首诗也同他其他的作品一样——没有写完。诗句饱含着痛苦与对死亡的憧憬:
“上帝把你从我们的苦难中搭救出去了。请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如死一般苟活着的人!……你因死亡而变成了神明,以后,你再不必担心生存与欲念会有何变化了:(写到这里我怎能不妒忌……)带给我们不切实的欢乐与切实的痛苦的命运与时间,是不敢跨进你们的门槛的。任何云彩都无法遮挡你们的光亮,任何人都无法对你们施暴。必须与偶然也休想左右你们。黑夜扑灭不了你们的光华;即使光亮无比白昼也不会增加光华……由于您的死去,亲爱的父亲,您让我学会了死。死亡,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坏。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一天是人生的末日。但它在神坛前却是开始之日,永恒之日。在那里,仰仗神的恩惠,我希望且相信能够再见到你,如果我的理智可以将我那冰冷的心从污浊的尘世中拉出来的话,如果能像一切道德那样,如果我的理智使在天上的我们增长父子之情的话。”[18] 人世间已经没有丝毫可以牵绊他、留住他的东西了:艺术、雄心、温情,任何的事物都不能使他依恋。他年已六十,人生的道路即将走完。他孤苦伶仃,对于自己的作品,他抱有怀疑之心。他怀念死亡,渴望最终能躲避“生存与欲念的变化”,“逃脱时间的暴力”,挣脱“必须与偶然”的专制。
“唉!唉!我那飞逝般的日子将我背叛了……因为我太过于期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垂垂老矣。我无力再与身边的死神们共同忏悔,我开始反省……我枉然地哭泣:任何不幸都无法同你失去的时间相比拟……
“唉!唉!回首往事,我没找到哪怕是一天真正属于我的!有的都是虚假的希望与徒劳的欲念。此刻我承认,我被它们羁绊住了。我哭、爱、激动、叹息——因为没有一种致命的情感是我所不了解的,而我却远离了真理……
“唉!唉!我想走出去,但不知去往何方;而且我害怕……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噢!愿上帝指引我出错吧!——我看见了,主啊,我看见自己因为认识了善而又做了恶所受到的永恒的惩罚。现在的我只剩下期盼了……”(《诗集》49)
[1]他再次给米开朗基罗写信,敦促他尽快回来。
[2]四天前,市政厅下令将他的薪俸取消了。
[3]根据他写给巴斯蒂安·德·皮翁博的信,可以发现,他还被罚了1500杜加的罚金。
[4]1531年4月29日,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在写给米开朗基罗的信中这样说到。
[5]根据克蒂维的记述,直到1530年12月11日,教皇才恢复了米开朗基罗的月俸。
[6]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09,第16,17。
[7]米开朗基罗想象与佛罗伦萨及其流亡者进行对话。
[8]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109,第48。
[9]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38。
[10]1532年3月15日,皮翁博写信给米开朗基罗,说:“要不是教皇给你当挡箭牌,那些像毒蛇一样的人还不跳起来把你吞掉。”
[11]此时,为陵墓修建的雕像中,只有后来立在梵柯利圣彼得堡大教堂的六座还没有完成,包括《摩西》《胜利》《奴隶》和《博力石窟的群像》等。
[12]有几次,克雷蒙七世不得不在侄子亚历山大面前公然保护米开朗基罗。皮翁博曾给他讲述了这么一个场景:“教皇说话时,情绪极其激动,充满了愤恨和不满,他的语气很生硬,表情严肃,真是无法形容……”
[13]正因为这样的一座要塞,意味着对佛罗伦塞的奴隶和威胁。
[14]人们不知道应该把雕塑好的作品放在哪,也不清楚他准备在空的壁龛里放哪个雕像。负责完成他未完成的作品的瓦萨里和阿玛纳蒂都曾写信向他咨询,可他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1557年6月,他在回信中写道:“记忆和思想跑到我前面了,它们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着我呢。”
[15]直到1546年3月20日,米开朗基罗才获得罗马市民的身份。
[16]此处指的是弟弟博纳罗托,1528年死于一场瘟疫。
[17]父亲死于1534年6月。
[18]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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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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